貨幣危機概念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貨幣危機與特定的匯率制度（通常是固定匯率制）相對應，其含義是，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在非常被動的情況下（如在經濟基本面惡化的情況下，或者在遭遇強大的投機攻擊情況下），對本國的匯率制度進行調整，轉而實行浮動匯率制，而由市場決定的匯率水平遠遠高於原先所刻意維護的水平（即官方匯率），這種匯率變動的影響難以控制、難以容忍，這壹現象就是貨幣危機。廣義的貨幣危機泛指匯率的變動幅度超出了壹國可承受的範圍這壹現象。
[編輯本段]貨幣危機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而匯率是這壹聯系的“紐帶”，因此，如何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實施相配套的經濟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考慮的重要課題。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的加速，經濟增長的停滯已不再是導致貨幣危機的主要原因。經濟學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定值過高的匯率、經常項目巨額赤字、出口下降和經濟活動放緩等都是發生貨幣危機的先兆。就實際運行來看，貨幣危機通常由泡沫經濟破滅、銀行呆壞賬增多、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外債過於龐大、財政危機、政治動蕩、對政府的不信任等引發。
（壹）匯率政策不當
眾多經濟學家普遍認同這樣壹個結論：固定匯率制在國際資本大規模、快速流動的條件下是不可行的。固定匯率制名義上可以降低匯率波動的不確定性，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常常發生在那些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正因如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放棄了曾經實施的固定匯率制，比如巴西、哥倫比亞、南韓、俄羅斯、泰國和土耳其等。然而，這些國家大多是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匯率的調整往往伴隨著自信心的喪失、金融系統的惡化、經濟增長的放慢以及政局的動蕩。也有壹些國家從固定匯率制成功轉軌到浮動匯率制，如波蘭、以色列、智利和新加坡等。
（二）外匯儲備不足
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保持的理想外匯儲備額是“足以抵付三個月進口”。由於匯率政策不當，長期鎖定某壹主要貨幣將導致本幣幣值高估，競爭力降低。貨幣危機發生前夕，往往出現經常項目順差持續減少，甚至出現巨額逆差。當國外投資者意識到投資國“資不抵債”（外匯儲備不足以償還所欠外債）時，清償危機會隨之出現。在其它眾多不穩定因素誘導下，極易引發撤資行為，從而導致貨幣危機。拉美等地發生的貨幣危機主要是由於經常項目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減少而無法償還對外債務造成的。如阿根廷公***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2001年底為54％，受阿比索貶值的影響，2002年年底已上升到 123％。2003年阿根廷需要償還債務本息達296.14億美元，相當於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的2.9倍。
（三）銀行系統脆弱
在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包括東歐國家，貨幣危機的壹個可靠先兆是銀行危機，銀行業的弱點不是引起便是加劇貨幣危機的發生。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銀行收入過分集中於債款收益，但又缺乏對風險的預測能力。資本不足而又沒有受到嚴格監管的銀行向國外大肆借取貸款，再貸給國內成問題的項目，由於幣種不相配（銀行借的往往是美元，貸出去的通常是本幣）和期限不相配（銀行借的通常是短期資金，貸出的往往是歷時數年的建設項目），因此累積的呆壞帳越來越多。如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5年—10年，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信貸市場的年增長率均在20％—30％之間，遠遠超過了工商業的增長速度，也超過了儲蓄的增長，從而迫使許多銀行向國外舉債。由此形成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銀行系統也就越發脆弱。
（四）金融市場開放過快
許多研究材料表明：壹些拉美、東亞、東歐等新興市場國家過快開放金融市場，尤其是過早取消對資本的控制，是導致貨幣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場開放會引發大規模資本流入，在固定匯率制下導致實際匯率升值，極易扭曲國內經濟；而當國際或國內經濟出現風吹草動時，則會在短期內引起大規模資本外逃，導致貨幣急劇貶值，由此不可避免地爆發貨幣危機。在轉型經濟國家中，捷克本是壹個較為成功的範例。1992年底，捷克經濟出現復蘇跡象，物價穩定，財政盈余，外國直接投資增加，國際收支狀況良好。然而，為加入經合組織，捷克加快了資本項目開放步伐。1995年10月生效的新《外匯法》規定了在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和在資本項目下的部分可兌換，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義務。由於銀行體系脆弱和有效監管缺乏， 1997年底大量短期外資外流，最終引爆了貨幣與金融危機。據統計，在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就匆匆開放金融市場的國家已有3／5發生過金融危機，墨西哥、泰國都是比較經典的例子。
（五）外債負擔沈重
泰國、阿根廷以及俄羅斯的貨幣危機，就與所欠外債規模巨大且結構不合理緊密相關。如俄羅斯從1991年壹1997年起***吸入外資237.5億美元，但在外資總額中，直接投資只。占30％左右，短期資本投資約70％。由於俄金融市場的建構和發展壹直是以債市為中心，債市的主體又是自1993年後由財政部發行的期限在1年以內的短期國債（80％是3個月—4個月），這種投資的短期性和高度的對外開放性，使俄債市的穩定性弱，因而每每成為市場動蕩的起源。在危機爆發的1997年10月，外資已掌握了股市交易的60％—70％，國債交易的 30％—40％。1998年7月中旬以後，最終使俄財政部發布“8.17聯合聲明”，宣布“停止1999年底前到期國債的交易和償付”，債市的實際崩潰，迅即掀起股市的拋售狂潮，從債市、股市撤離的資金紛紛湧向匯市，造成外匯供求關系的嚴重失衡，直接引發盧布危機。
（六）財政赤字嚴重
在發生貨幣危機的國家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財政赤字問題，赤字越龐大，發生貨幣危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財政危機直接引發債市崩潰，進而導致貨幣危機。
（七）政府信任危機
民眾及投資者對政府的信任是金融穩定的前提，同時贏得民眾及投資者的支持，是政府有效防範、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墨西哥比索危機很大壹部分歸咎於其政治上的脆弱性，1994年總統候選人被暗殺和恰帕斯州的動亂，使墨社會經濟處於動蕩之中。新政府上臺後在經濟政策上的猶豫不決，使外國投資者認為墨西哥可能不會認真對待其政府開支與國際收支問題，這樣信任危機引起金融危機；加劇東南亞國家金融危機的壹個重要原因是政治腐敗，“裙帶資本主義”不斷滋生“內部交易”長此以往，造成外國投資者和民眾對政府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 1998年5月壹6月間的俄羅斯金融危機的主要誘因也是國內“信任危機”。
（八）經濟基礎薄弱
強大的制造業、合理的產業結構是防止金融動蕩的堅實基礎。產業結構的嚴重缺陷是造成許多國家經濟危機的原因之壹。如阿根廷壹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20世紀90年代雖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但產業結構調整滯後，農牧產品的出口占總出口的 60％，而制造業出口只占10％左右。在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走低及壹些國家增加對阿根廷農產品壁壘之後，阿根廷喪失了競爭優勢，出口受挫。再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夕，泰國、印尼等國產業長期停留在勞動密集的加工制造業，在中國大陸與東歐轉型國家的競爭下，逐漸失去原有的價格優勢，出口不斷下降，外匯收入持續減少。俄羅斯危機也是因為產業結構存在嚴重問題，經濟復蘇與出口創匯過多依賴石油生產與外銷，國際油價下跌，外匯收入減少，還債能力被大大削弱。
（九）危機跨國傳播
由於貿易自由化、區域壹體化，特別是資本跨國流動的便利化，壹國發生貨幣風潮極易引起臨近國家的金融市場發生動蕩，這在新興市場尤為明顯。泰國之於東亞，俄羅斯之於東歐，墨西哥、巴西之於拉美等反復印證了這壹“多米諾骨牌效應”。盡管危機通常只在壹個新興市場出現，但是驚惶而失去理智的投資者往往將資金從所有新興市場撤出。這是因為：壹方面，投資者擔心其它投資者會拋售證券，如果不捷足先登必將最終殃及自己，因此投資者作出拋售決定是理智的選擇；另壹方面，如果投資者在壹國資產（如俄羅斯債券）上出現虧空，他們會通過在其它新興市場出售類似的資產（比如說巴西債券）彌補整個資產的虧損。這對於單個投資者來說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從整體上看，眾多投資者撤資會造成了壹種不理智的結果，勢必將相關國家置於金融危機的險境。
（十）基金組織政策不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存在造成或者至少是加劇了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90年代，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依據與美國財政部達成的“華盛頓***識”，向要求遭受危機、等待救援的國家硬性推出“財政緊縮、私有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三大政策建議。原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名經濟學家、“休克療法”的創始人、哈佛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等，猛烈抨擊：IMF的“華盛頓***識”，認為IMF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多，該組織迫使受危機打擊的國家提高利率，從而加深了衰退，使情況變得更加嚴重。由此導致壹些國家的經濟崩潰和社會動蕩。“華盛頓***識”倡導的是壹個“各國政府被跨國公司和金融集團的決定壓倒”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對IMF更深刻的批評涉及到IMF的救援行動會引起道德風險，即對陷入危機國家的救助，會引起投資者和壹些國家不理智的行為，因為他們相信在遇到麻煩時總會得到國際救助。
綜上所述，20世紀90年代國際金融危機頻頻發生，先後肆虐於西歐（1992年—1993年）、墨西哥（1994年—1995年）、東亞（1997年—1998年）、俄羅斯（1998年）、巴西（1999年）、土耳其（2001年）、阿根廷（2001年—2002年）等國家或地區。大多數遭受危機侵襲的國家幾乎走過了同樣的道路，最後嘗到了同樣的苦果。這壹歷程可概括為：固定匯率壹快速增長壹幣值高估壹財政赤字不斷增加、國際收支持續惡化壹貨幣貶值、金融危機、經濟直至社會危機壹全面衰退壹被迫作休克性調整，最後接踵而來的是壹個十分痛苦漫長的恢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