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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地質調查的宏觀理論

吳鳳鳴

(國家科學技術術語審定委員會)

壹.李希霍芬和他的人民

費迪南·保羅·威廉·馮·李希霍芬(1833 ~ 1905)是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和地質學家。1833出生於普魯士巴登-符騰堡州(上西裏西亞)卡爾斯魯厄(今波蘭)。1856柏林大學畢業,早期研究過阿爾卑斯山、喀爾巴阡山、白雲石和特蘭西瓦尼亞的地質現象。成功建立南蒂羅爾三疊系層序;1860年應邀隨德國經濟使團訪問錫蘭(今斯裏蘭卡)、日本、中國臺灣省、菲律賓、曼谷、緬甸莫爾曼。1863 ~ 1868去加州地質調查,發現金礦;同時,他還壹直從事花崗巖、火山巖、白雲石和珊瑚成因的研究。

1860年和1868年,李希霍芬兩次來華考察地理和地質。1872回德國後壹舉成名。曾受聘於柏林大學、波恩大學、萊比錫大學等大學擔任教授,擔任柏林大學校長,連任柏林地理學會會長,當選國際地理學會會長,德法科學院院士。

1877 ~ 1912年出版了《中國》五卷本地質調查報告,成為中國早期重要的地質文獻。

二、中國兩次地理地質調查的七條路線。

1860年至1862年,李希霍芬陪同普魯士“遠征使團”在東亞進行地質考察,於1861年抵達中國上海。但當時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他被限制在上海,實際上未能進行任何調查活動。

1868年,李希霍芬得到加州銀行的資金支持,再次來到中國進行實地地質考察。後來在上海外國商會的支持下,他精心設計了7條考察路線,以上海為基地,覆蓋1868至1872,覆蓋全國18個省(區),進行地理地質考察,考察範圍北至遼寧沈陽,西至四川成都,南至廣州(包括

獲得上海外國商會資助的條件是及時向商會專題報告從調查地區獲得的地理、地質資料,包括產品、人口、交通、風俗和社會經濟概況等。因此,這也充分說明了李訪華的目的和背景。

李考察的七條路線概況如下:

第壹條線路:1868 11 ~ 65438+2月,主要地區是杭州、蘇州、無錫、鎮江、南京等地,尤其是舟山群島。

第二條路線:1869到65438+10月,再去南京、鎮江,轉湖北(武昌、漢口)。

第三條路線:3月1869出發,半年時間,主要遊覽了山東郯城、臨沂、泰安、濟南、章丘、博山、濰坊、芝罘。1877提交了《山東地理環境與礦產資源》專題報告,強調了青島優越的地理位置,渲染了膠州灣良港論。渡海到遼東半島後,去過瓦房店、蓋坪、熊嶽。進入大孤山後,到達本溪、沈陽;過了山海關,我們參觀了開平、灤縣、馮潤、玉田和壹些煤田。經通州重新進入北京及其西山進行地質調查研究,將北京南口出露的古地層命名為震旦系。在北京休息後,返回上海。

第四條路線:9月1869出發,主要在江西(九江、景德鎮附近),轉安徽屯溪,再乘船經新安江、錢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第五條路線:1869年底到1870年初,從上海到中國和香港,進入廣州經北江到湖南宜章、郴州,從湘江、洞庭湖坐船到漢口,進入河南洛陽,從山西晉城到山西太原、陽泉,再經河北正定到北京,從天津到上海,重點是山西、陜西的煤炭資源。在這次考察中,1870左右,李從北京來信誇口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炭紀國家!”“山西壹個省的煤,可以供全世界消耗幾千年!”並繪制了中國第壹張煤炭分布圖。

第六條路線:6-8月,1871,從上海到寧波,進天臺山到金華、桐廬等縣,經習水縣進天目山,過千秋關,到安徽寧國、涇縣,到蕪湖,再乘船到鎮江,多次往返南京、鎮江進行詳細的地質考察和勘測。

第七條路線:1871年9月到1872年5月,是他七條路線中最長的壹條。從上海到天津到北京,又到西山的齋堂等地,經雞鳴山、宣化到張家口,再轉到大同、五臺山考察,發現了“五臺綠巖片巖”。經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潼關,經xi安至寶雞進入陜西。據有關文獻記載,河西走廊南緣的山脈是以李希霍芬命名的,也就是今天祁連山的壹部分。李希霍芬稱贊成都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壹,也是四川最美麗優雅的城市,感嘆都江堰灌溉方式之完美,舉世無雙。後來轉嘉定(樂山),過岷江,轉長江,回上海。途中,他詳細考察了三峽地區,收獲最多。

在李希霍芬七條路線的考察中,記錄了大量的野外地質資料,采集了大量的化石和巖礦標本。繪制了調查區域的地形圖、示意圖、地質圖和地層剖面圖。在考察的間歇期,及時做好匯報,並按承諾將觀察到的現場向外國商會匯報。1903外國商會將李的“報告”編成兩卷,定名為《中國旅行報告》。

1872年,李希霍芬回到德國,深受威廉二世的稱贊和贊賞。他的學術和社會地位上升到頂峰,他在全世界都很有名。

《中國》編了三五卷出版。

在普魯士政府的支持下,李希霍芬潛心整理和撰寫了他的《中國地理和地質調查》專著。從1877到1912,歷時35年完成了宏書《中國——個人旅行》以及基於它的研究成果(簡稱《中國》)。全書共五卷,有兩套地理和地質圖集。

第壹卷:出版於1877,自己寫的,主要是中亞和中國的地理概況,其中中國的歷史地理尤為豐富珍貴。

第二冊:出版於1882,由本人主編,主要包括該地區的自然、地質、礦產資源,以及社會經濟內容,涉及遼寧、山東、山西、甘肅、陜西、河南等地。

本卷涵蓋了最豐富的內容:

(1) 1872年在五臺山發現的五臺綠泥石片巖,為建立中國古地層系統——寒武系五臺系(ⅰ)和滹沱系(ⅱ)奠定了基礎。

(2)1871年提出“震旦系”壹詞,以北京南口出露地層為標準,將早古生代至元古代壹大組以碳酸鹽為主的地層命名為震旦系;

(3)河西走廊南緣調查祁連山,部分以自己姓氏命名。同時也指出了羅布泊和樓蘭遺址的地理位置。

(4)將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的古道稱為“絲綢之路”;

(5)在華北和西北的考察中,提出了黃土成因的“風成說”。

(6)調查中發現了許多褶皺和斷層,秦嶺地區發現了逆掩構造。本卷還附有壹幅中國北方構造圖,畫了壹條推定的“興安線”斷層構造線,從興安山脈經太行山至宜昌。還提出北方存在壹個古老的“震旦紀地塊”,是壹個具有時間關系的地質構造單元。

第三卷:出版於1912,是五卷中的最後壹卷,由他的學生狄克遜編輯,這時李希霍芬已經去世七年了。本卷收錄了李在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調查記錄和資料。本卷記述了各地的火成巖,如遼東古高麗花崗巖、天臺山誌留紀花崗巖、秦嶺、南京花崗巖、安山巖、玄武巖等。其中還選取了李沒有去過的地區,如貴州、西藏等,借助他人資料整理而成。

第四冊:出版於1883,主要收集調查中收集到的古生物化石,並邀請各個門類的著名古生物學家進行鑒定、描述和分類,包括F. Frech、E. Kayser、g .林德斯特羅姆·雷姆和C. Schwager。

第五卷:出版於1911,同樣由戴森編輯。

兩本地圖集:第壹卷是1884年李親自主編,1885年出版,包括12中國北方地質地理圖;第二卷由M. Groll博士於1912年編輯,收錄了15幅屬於中國南部地區的地理和地質圖。在編纂中還參考了其他人的文獻和地圖,正式出版的資料有160種,體現了當時對中國地理地質的高度認識。

第四,中國的主要內容和意義。

李的巨著充分反映了他四年遊歷中國18個省(區)所取得的關於中國自然地理、地質礦產、人文地理,包括風土人情、社會經濟結構等方面的成果,是當時中國人認識自己、外國人認識中國的重要文獻資料。尤其是在我國土地地質調查完全空白的情況下,他的調查及其成果影響深遠。

從地質學的角度來看,仍有以下幾點值得學術探討:

第壹,在礦產資源方面:李希霍芬在考察中非常關註中國的礦產資源及其地理分布,特別是對煤炭資源的描述非常詳細。據專家統計,他在書中對中國煤礦的描述多達150次,導致了上述誇張的謬誤。他原以為山西煤炭資源儲量居世界第壹,但他認為山西煤炭儲量豐富,關鍵是要解決交通問題,以便於開采。

其次是地層古生物:在為期四年的考察中,李希霍芬收集了大量珍貴的古生物化石,由多位古生物學家進行鑒定和研究。所以中國也是壹本內容豐富的古生物專著,奠定了中國地層古生物的基礎。

李希霍芬在五臺山發現了強變質巖,被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地層系列,並稱之為五臺綠片巖。接著他提出了“震旦系”壹詞,在龐培力提出的“震旦系構造線”的基礎上,將“震旦系”壹詞引入地層系統,建立了“震旦系”,提出了“南口系”,研究了中國的古地層。值得壹提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王嶽倫教授和高振西教授做了壹些更正和補充。

1916張和翁主編的《地質研究所大三學生訓練筆記》討論了李將太古宙劃分為古片麻巖和新片麻巖的計劃。認為李將太古宙劃分為古片麻巖和新片麻巖仍值得商榷,並引用了遼寧和山東的片麻巖作為古巖系,而河北和山西的角閃巖片麻巖、綠泥石片麻巖和昆侖片麻巖作為古巖系。

三、中國的黃土風成說,李對我國西北、華北地區廣泛分布的巨厚黃土進行了調查研究,較早提出了風成說及其概念,在當時風靡壹時,影響相當大。

中國黃土的成因,學術界爭論了近壹個世紀。自19年底以來,黃土風成說壹直占主導地位。20世紀50年代,壹些中國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包括河流沖積、洪水和土壤形成的原因。通過地磁和熱釋光測量,認為它是在相似的氣候條件下,由各種地質作用力的堆積和黃土形成的。

中國對黃土及其成因的研究,在劉東生、張宗虎院士的著作中有科學系統的論述,代表了中國黃土研究的最高水平,獲得了中國科學獎。

此外,壹些文獻和傳記引用他的話說,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65438年,中國和河東(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交通線被稱為絲綢之路。事實上,正如後來壹些學者指出的,李缺乏考古材料的論證和中國文化背景,考察時間較短。經過赫曼的《中敘古絲綢之路》和他的得意門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的補充,人們對今天的絲綢之路有了大致的了解(吳新華先生的《玉石之路》是另壹種說法)。

同時,特別值得壹提的是,李的調查研究,特別是《中國》壹書的出版,開創並影響了中國的地質事業,主要是因為中國老壹輩地質學家在學習、研究和教學活動中,幾乎都把《中國》作為必讀書和重要文獻,對該書評價很高。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之壹翁博士在1933年紀念誕辰100周年時,發表了《李希霍芬與中國地質工作》壹文,指出:

“李希霍芬關於中國地質的宏觀著作需要詳細補充,其關於中國地質史的基本概念也需要修正。子曰:“觀思而知仁”。我將設法看到它,但我應該對它的早期發現感到驚訝;李永迎創業是在50年前。我國內的地質學家都很佩服李的幾年中國地質主要綱領,他的成果為我們節省了十年的工作時間”(見《中國學會地質學刊》1933,第3期)。

隨著我國地質事業的迅速發展,我國地質工作者在長期的地質工作實踐中,發現了李著作中的許多錯誤,補充和糾正了大量不充分的地質事實。如翁先生在總結中國東部和華北的區域構造特征和構造運動時代時,糾正了李先生的許多錯誤認識和論述。

動詞 (verb的縮寫)評李希霍芬和他的巨著《中國》。

李希霍芬及其訪華的背景和目的,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壹直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地質發展史的討論中,他是壹個頗有爭議的人物。

1903年,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在《浙江潮》第八期上發表了《中國地質學略論》,對外國人在中國的地質考察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警告。他明確指出:“我們必須掌握自己的礦產命脈,爭取繁榮!”我對外國人來中國勘察測繪深感不安,更警惕列強以各種借口派地質學家來中國勘察中國的地質礦產!對李希霍芬等人的壹個尖銳警告:“不要說壹個弱不禁風的地質學家,只要有壹雙好眼睛,就有壹支無限強大的軍隊”...“自從李旅行以來,膠州早就是我的了”。

1872年,李希霍芬回德後,到處演講遊說,壹度把膠州灣打造成全國三大優秀港口之壹,而且離礦區很近,特別是壹個好港口。1897年6月(光緒二十三年)165438+10月14年,德軍占領青島,清政府被迫於次年簽訂租借德國膠州灣(1898)。這讓我們想起了魯迅在1903中的告誡。

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之壹張在他寫於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地質發展簡史》壹書中也曾指責他:“對中國的礦產資源和海洋情況進行了細致的調查……”

65438年至098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現代地理學的奠基人》。作者簡要評述了李希霍芬在中國的地理地質考察。1895發表文章,公然稱《馬關條約》為政治地理學的傑作。可謂混淆黑白,徹底暴露了他殖民學者的險惡嘴臉。

雖然他不時宣揚“中國和中國應該有密切的關系”,但他發現了對德國地質事業發展的惡意中傷。他說:“德國知識分子愚鈍,這是快速發展的社會的持續障礙...走路在他們眼裏是卑鄙的,地質學家的工作放棄了所有人的尊嚴。”(作者註:這段話在國內有多種譯法,引自劉東生院士出版的《桃花李遍天下》壹書1993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

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之壹丁文江先生對這些汙蔑之詞十分憤慨,並針鋒相對地為自己立下準則:“爬山必登頂,搬家必徒步”。1919年,由中國地質調查所編輯的《地質報告》第壹次出版時,丁文江在英文序言中特別刊登了李的原文,以警示中國地質工作者,激勵他們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精神。

事實上,中國地質科學和地質事業的迅速發展和輝煌成就,以及所有的誹謗之詞,早已不攻自破,顯示了中華民族的英雄之魂。

總之,李希霍芬及其代表作《中國》把現代地學思想和方法帶到了中國,在中國地學中具有相當的威望和歷史影響。畢竟中國的地質事業在起步的時候,給了啟蒙,給了開拓,給了奠基,這是其不可否認的歷史貢獻。但也要辯證地認識他來華進行地質考察的背景和目的,以及他誇大其詞的不實之詞,至少起到了為其政府掠奪中國資源和主權制造輿論的負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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