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書開篇即引朱子語：“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並為此加按語曰：“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壹代史事關鍵之所在。”
2、 陳先生指出：“自鮮卑拓跋部落侵入中國統治北部之後，即開始施行漢化政策……此漢化政策其子孫遞行不替，及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然同時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而不為洛都漢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塞六鎮胡化民族對於漢化之反動亦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爾朱部落乘機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陰之大屠殺，遂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對漢化之公開表示，亦中古史劃分時期之重要事變也。”其後，他又進壹步指出，“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3、 唐代的“關中本位政策”或“關隴集團”是承襲宇文泰而來的。而“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壹隅之地，欲與財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成壹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借，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別覓壹新途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化土著之人為壹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壹利害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壹淵源之信仰，同受壹文化之熏習，始能內安反側，外禦強敵。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復雜民族之要道……此新途徑即就其割據之土依附古昔，稱為漢化發源之地。”
4、“安史之亂”是唐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在中國整個歷史發展中也占有極其關鍵的地位。
雖則表面上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被平息了，但事實上大唐帝國的根基也遭受了重大的打擊。陳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中國疆土之內，自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壹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為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系，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並且陳先生尤其強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註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5、陳先生在翻檢《新唐書》之《藩將傳》中發見兩點：“壹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人；壹為其人之氏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前者屬於種族，後者屬於文化。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