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低利率接棒勞動力低成本，可再塑壹個經濟高速增長幾十年的長周期
我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不能走過去計劃經濟的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而是要有我們
自己的特色，有我們自己的經濟學。我們認為，依靠“高積累-高投資”發展經濟，是我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
速增長的壹個秘密，也是日韓新等東亞國家成功轉型的壹個秘訣。
例如，美國70%的GDP用於消費，而我國消費僅占GDP50%，近壹半的GDP是靠投資拉動的。我國消費如此之低
，投資如此之高，為什麽收益沒有急劇遞減？原因之壹是我國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幾乎沒有枯竭的轉
移，可使勞動力薪酬長期維持在低位，投資成本低而收益高。而我國人民恰恰又是壹個勤儉的民族，愛儲蓄
愛積累，為資本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彈藥”。在工業化和城鎮化推動下，我國經濟實現了長期高速增長。
而當前，我國勞動力剩余已經耗盡，工資正在上漲，勞動力成本正在提高而且不可逆，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
。我國“高積累-高投資”發展模式，似乎已走到盡頭，經濟或進入到中速增長時代。自2012年2季度起，我
國已連續六個季度實際GDP增長率下滑到七上八下區間，這是歷史上沒有的現象。經濟下行固然有去庫存、去
杠桿等短期周期性因素，但我們認為更多的是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消失等長期結構性因素。如果不能
繼續保持“高投資”態勢，只能通過擴大消費來實現經濟的“再平衡”，那麽，我國只能“未富先衰”，被
迫提前走西方發達國家“高消費-低增長”之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無可奈何了。
難道就沒有別的出路嗎？我們通過研究發現：有。勞動力不再低廉，可信貸資金可以低廉。我們可以通過下
調利率，降低資金成本，以對沖勞動力升值的成本壓力，繼續維持壹定的投資收益率。所以，降利率是個好
政策，通過以低廉的資金接棒低成本的勞動力，破除經濟增長的結構性藩籬，繼續支撐“高積累-高投資”模
式，可再塑壹個經濟高速增長幾十年的長周期。
二、低利率通過刺激有效投資，開啟民智，激發全民創新，助推經濟結構轉型
壹般來說，調低利率有利於刺激生產和消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這個邏輯思路是這樣的：壹方面，當利率
下降，借錢所需要的成本就下降。企業就願意向銀行借更多錢，投資進去生產。而另壹方面，當利率下降，
存錢可以賺的利息就少了，人們就更願意把錢拿出來消費。無論是生產增加還是消費增加，供需兩端再平衡
，最終會導致經濟總量增加。
低利率對於投資的作用還遠非如此。費雪的理論說，只有當投資邊際回報率大於借貸利率時，人們才會選擇
投資。低利率除了降低資金價格，維持壹定的投資收益率外，還有更深的內涵。低利率還是改變虛擬經濟、
實體經濟等大結構的有效武器。我們常講要把“錢”趕到實體經濟，就需要低利率。因為資金價格便宜了，
低壹點的實業投資就有積極性了，過去想幹而不敢幹的事情就有了願意幹的沖動；過去壹些風險高、預期收
益率不高的投資行為，因為優於利率，有條件實施了。相反，“錢能生錢”的遊戲不好玩了，利率是資金基
礎定價，“資金”投資的回報低，不靠勞動、不靠創造，而只想靠生息發財的，就靠不住了。因利率調低，
股票、債券、理財產品、外匯、不動產等生息資產價格也會向低處看齊，資金會更多選擇實體投資而非在虛
擬經濟裏＂空轉＂，達到把錢逼到實體經濟中的目的。
我們說，經濟發展根本上還是需要依靠投資來推動。投資是經濟發展的引擎，而消費不是，消費只是被動地
印證投資效果，維系供求平衡。雖說供給要以需求為導向，有需求決定了投資的有效性，但只有投資發力或
供給發力，才能推動經濟發展。所以，所謂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個偽命題。
當然，推動經濟發展的是有效投資。有效投資是有需求的投資，產能過剩是沒有需求的投資，當然不能稱為
有效投資。我國當前在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造船等領域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這些領域的投資
只有帳面上的意義，不能計入有效投資。但我們不能因此而認為是需求創造了供給。投資是人類最復雜的經
濟活動之壹，需要企業家精神。有效投資需要建立在大量試錯、大量創新基礎上。特別是創造性的投資，只
有少數才是成功的。喬布斯在世界上沒有幾個就是這個道理。創造性投資通過大量試錯，找到了市場，找到
了需求，成為了有效投資。但創造性投資壹旦成功其威力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在當前過剩時代，創造性有效
投資才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有效投資的主力軍應是市場。我國政府過去投資多數是有效的，因為在交易成本的節約上有優勢。在過去短
缺時代，政府投資對於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功不可沒。但是，政府投資沒有回報硬約束機制，政府也不懂專業
，加上貪汙、瀆職等權力尋租行為嚴重，在產能過剩時代，創新成為投資的主攻方向，政府投資應主要集中
於基礎設施領域，而應把推動經濟發展的投資重任交給市場去完成。因為民間有智慧，全民能試錯。
當前，我國正面臨產業從低端向高端轉化的經濟結構轉型期，並通過這個結構轉型再造經濟高速增長，從而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這是壹個浴火重生般的蛻變過程，需要大量的科技創新和投資創造
來實現。要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依靠農民工進城維系高投資回報老路子已走不動了，依靠擴大內需辦法是
癡人說夢，依靠政府投資基礎設施有其局限性，只有開啟民智，通過投資激發全民創新創造創業，在千軍萬
馬的試錯中尋求突破。但這是壹條必由之路，舍此別無他法。
而低利率是改善實體經濟營商環境、擴大投資的最有效辦法之壹。低利率通過降低門檻、降低風險、提高收
益，鼓勵投資，實際上是對實業投資行為的壹種補償。而低利率這種補償帶有普惠性質，直接補貼給了投資
者，特別是直接補貼給了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和創業人員，就像取消農業稅直接補貼給農民壹樣，壹定是
壹種行之有效的方式。在下放行政審批、結構性減稅等政策外，嘗試維持壹個相對較低的利率水平，在更大
範圍上有利於擴大全民創新投資活動，必然能夠最終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與高速增長。
三、世界各國經濟起色得益於長期低利率累積效應
當前，為了對付經濟緊縮壓力，世界各國都把量化寬松和低利率作為提振經濟增長的政策利器。相比而言，
量化寬松是短期政策，低利率是長期政策。低利率需要長期堅持才能有累積效應。
美聯儲低利率政策對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高利潤功不可沒，對經濟增長復蘇更是居功至偉。美聯儲政策聲
明，在失業率高於6.5%、通脹低於2.5%以前，就算退出QE政策，依然會維持低利率不變。伯南克壹直強調需
要長期維持低利率政策，並對加息定出嚴格的條件。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兩到三年，美國仍將繼續維持其接近
於零的利率政策不變。
歐洲央行(ECB)壹直堅持采用低利率，專家估計低利率水平不會對歐盟的金融穩定有嚴重風險。歐洲央行未來
半年到壹年時間內維持基準利率在低位或者更低，並在技術上準備好負利率。
日本央行模仿美聯儲的習慣做法，借助長期低利率，采取超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際上，從1986年開始
，為應對日元因廣場協議而導致的大幅升值，日本央行決定將基準利率從5%下調至3％，1987年2月進壹步調
低至2.5％的歷史最低水平。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日本銀行業步入了不可逆的低
利率時代，1995年以後，其利率水平從未高於1%，而且大部份時間相當於零利率。
近20年，全球主要市場都基本處於4%以下低利率環境。歐美日經濟最近都出現了不同程度起色，我們認為低
利率的作用比量化寬松要大。比如，美國7月ISM制造業指數大幅上升至55.4，位於榮枯線上方，好於預期，
為2011年6月來最高，預計經濟下半年還會加速。歐元區7月制造業PMI 50.3，也位於榮枯線上方，創兩年新
高；德國7月制造業PMI終值50.7，表明歐元區和德國制造業雙雙轉入擴張。今年上半年，日本宏觀經濟形勢
在所謂“安倍經濟學”下也呈現出復蘇增強態勢。
四、我國利率下調還有很大的政策空間
由於經濟發展模式不同，美歐日等傳統的資本輸出國家的利率水平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率水平存在巨在的落差
，這是導致國際資本流動的根本原因。1998之前，我國的1年期貸款利率水平基本上維持在10%以上的水平，
而之後在逐步下降，但也維持在5%之上。
我國人民幣基準利率很少調整。2011年上調三次，2012年6月8日下調壹次直到今天。目前壹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準利率3.25%
；壹年期貸款基準利率6.31%。與歐美日普遍采用的接近於零的基準利率相比，我國利率還有很大下調余地。
實際上，貨幣政策作為經濟系統主要的調控手段之壹，無非是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兩種。前者就是往經
濟系統裏投放貨幣，方法有信貸規模控制、央行正逆回購票據、準備金率調整等；後者則是調節利率、匯率
等。
為什麽我國經常使用的是信貸和貨幣投放等數量型政策工具，而很少使用利率政策工具？這可能與我國經濟
發展階段和模式有關，也與我們政策慣性思維有關。
如果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分為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我國經濟短缺，資本嚴重不足，投資存在倒
逼。所以我們要保持較高利率，遏止過度投資、投機行為。貨幣政策采用大水漫灌式的投放，是為了有效適
應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在過去若幹年裏，我國往經濟系統裏投放了太多的流動性，目前M2余額已超過壹百
萬億元，已經高達GDP的兩倍，比美國等高貨幣杠桿國家還高出許多。數量型貨幣政策固然支撐了我國經濟的
高速增長，但負面效應也開始顯現，包括推高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推高物價、助推收入差距等，所以，繼續
往經濟系統裏大量投放貨幣政策空間已經很小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需要轉換經濟發展方式的下半場。我國經濟出現了過剩局面，包括資本過剩、產能過剩，
經濟系統需要去杠桿、去庫存。這時，我們發現，采用傳統的貨幣投放政策不怎麽靈了。例如，今年上半年
我國貨幣信貸增速相對較高，社會融資規模增長也比較快，但與此同時，經濟增速卻表現為逐步回落現象。
大規模貨幣投放並沒有帶來經濟高速增長，這是個值得警醒的信號！
除此外，六月銀行發生的“錢荒”是另壹個值得警醒的信號！壹方面流動性已經泛濫成災了，另壹方面銀行
還鬧錢慌，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嚴重缺錢。央行六月非正規投放3000億元，七月收回，主要國有行存
款因此迅速蒸發9000億元左右。當然，很多人認為銀行錢緊是因為存在資金雙軌制，銀行存貸利息與理財產品利息有剪刀差，導致銀行都把錢拿去理財了。解決
問題的辦法是利率市場化，讓銀行利息與理財產品利息在市場調節中趨於壹致。這個辦法局部是對的，但從整個經濟系統考慮，保持壹個低利率，把錢逼進實體經
濟，是更優先的壹種選擇。
壹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模式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二是貨幣投放的老政策辦法不靈，這不只是臨時擾動因素，是真的過時了。我們需要把目光從大水漫灌式的貨幣投放中挪開，註目低利率這個政策工具。
低利率政策的負面，是要儲戶承受壹定的福利損失的，但影響的是有錢人，這也比更有利於富人的貨幣投放
政策要優越。就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相比而言，選擇降低利率比選擇量化寬松要更好。壹方面，我國經濟
系統的流動性太多；第二方面，過多的流動性只會加劇我國已很嚴重的貧富差距；還壹方面，更多的流動性
只會讓已經炒高了的金融資產火上澆油。而選擇低利率，更多地是改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比價結構，投
資回報率相對資金價格更有優勢，資金更多地流向生產和消費等實體經濟部門。而且，低利率還沒有加大貨
幣供應時不利於去杠桿、擴大收入差距等毛病。
五、大幅度降利率且維持在低位，並作為壹項制度安排長期堅持下來
在過去三十余年裏，我國經濟系統裏驅動驚人增長的要素已經到達極限。我們說選擇低利率政策來促進經濟
結構轉型，低利率要狠，不妨也接近零利率，而且需要作為壹項長期制度安排堅持下來。要知道轉型成功之
艱難，非下如此猛藥，不足以解決問題！
在壹個管制型金融體制和以“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為宗旨的貨幣政策體系裏，貨幣政策遵循的邏輯是：先
由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決定利率，再由利率而決定資金需求，進而由資金需求決定貨幣供應。所以，我們
首先要測算實體經濟投資的回報率水平，從而確定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水平。然後根據這個基準利率，計算
經濟系統中需要的貨幣量，最後確定要往經濟系統投放多少貨幣。利率政策優先於貨幣投放政策。
為了把錢逼到實體經濟，我國近期做了壹系列金融政策出臺和金融體制改革工作，包括“盤活存量”、“兩
個不低於”監管、遏止影子銀行、利率市場化，以及央行收緊貨幣投放等，但這些解決辦法效果都不太明顯
，以至於有專家感嘆金融調控根本不起作用。
例如，利率市場化改革就需要整理思路。經過多年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有了很多進展。貸款利率不設上限，也不設下限；只是房貸利率有30%下限，存款利率有10%上限而沒有下限。存款利率上限據估計壹兩年內不會完全放開。央行計劃先取消五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
如果利率市場化後，整體存貸利率下降，則有利於把錢逼到實體經濟投資；但如果存貸利率上升呢？就目前
情況看，後者可能性更大。利率市場化後，央行是無法硬性規定基準利率的，而是通過公式計算壹個基準利
率。而我國處於結構轉型國家，實體經濟正需要大量投資，超底利率是政策目標。這時，央行需要金融管
制而不是自由化。金融市場化改革有利於資源有效配置，而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是最大的資源有效配置，是“大帳”。利率市場化改革需要慎重！
實際上，金融是否管制取決於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模式，並不是越開放越好。例如，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至20世紀初期，銀行業壹直處於無利率管制狀態。在20世紀初期開始，美英德主要發達經濟體開始推行利率管制，主要
為了刺激經濟增長。70年代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壹場嚴重的滯脹，歐美發達國家，日本，韓國等東亞
國家均實現了利率市場化。2007年金融危機後，金融監管有成為了世界各國解決方案。可見，當經濟下行或
緊縮時，金融往往采取的管制，只有通貨膨脹發生時，才考慮市場化。而我國經濟下行局面十分嚴重，此時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這不是背道而馳嗎？
我國貨幣需求放開，但貨幣供給仍然是控制的。貨幣發行權在央行。央行實際上行使的是***產黨的信托責任
，而***產黨則承載著全國人民的信用。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要為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服務，就必須遵循
“適應性原則”往經濟系統投放貨幣。
實體經濟完全放開而金融體制采取管制辦法，與資源有效配置是不相悖的。我們呼籲要對利率進行管制，采
取超低利率，以此改變虛實經濟結構，改變出價條件，把錢逼到實體經濟，刺激投資增長，以推動我國經濟
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