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匯率制度從近乎純粹的固定匯率制度逐漸轉變為盯住美元(當然現在是壹籃子貨幣政策)，不僅解除了資本流入的限制(當然也包括逐利性很強的熱錢)，而且使人民幣在相對低估的情況下促進了出口的增加(詳見馬歇爾條件，相對低估的本國貨幣可以改善經常項目的國際收支)，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貿易點和外匯儲備。
其次，由於初始人均GDP和物價水平(見改革開放後CPI和PPI的變化)與發達國家相比仍處於較低水平，加之為了吸引優質外資，大量外資湧入內地，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也提高了全民消費水平。所以凱恩斯的個人收入誘導需求，然後誘導生產，GDP總量持續以高於發達國家的速度增長。
此外，宏觀經濟因素中的政府投資效應也是壹個重要原因。比如近年來政府投資的高速公路或大型水利工程，對經濟發展也有牽引作用
簡單來說，Y等於C加I加G，在IS-LM曲線上，可以解釋政府支出導致的δY增加除以δG所產生的乘數效應。
再次，從貨幣供求條件來看，M除以P等於L(Y，r) GDP，帶來貨幣需求的增加。央行不斷擴大貨幣發行量，特別是從M2改革開放後的增加趨勢來看，中國的貨幣發行量逐漸變成了“被動超發”，即為了吸收大量出口獲得的外匯，央行不得不印鈔大量購匯，這在壹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經濟發展。
最後，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央行為國企和央企提供的優惠政策——即允許以自有資產的小比例進行大額商業貸款——也是經濟增長不可忽視的壹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