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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25年改革開放的經濟騰飛，21世紀初期的中國發展，更加引起了世界的關註。即在加入WTO的新世紀裏，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著怎樣的環境、機遇、挑戰和可能前景？這是所有的人——無論是國內國外、政府企業、理論還是實踐等，都十分關註的問題。本文試圖將中國宏觀經濟的熱點問題，劃分為傳統的十大領域，並進行較為深入和全面的剖析。
壹、經濟總量將繼續保持較長期的高速增長
1979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79-2002年，我國GDP高速增長、年均增速達到9.4%，見圖1，比同期世界平均增長水平高出壹倍、比同期發達國家平均增長水平高出兩倍等，展現出世界經濟“壹枝獨秀”的明顯特征和勃勃生機。這使得我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在穩步、持續和顯著的提高。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1979年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其核心原因在於我國的改革開放。即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逐步改革為市場經濟，以市場化的價格來調整人們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在此基礎上，更多的與國外進行市場化的交流與合作等。
在農村，重點是進行土地承包制的改革，同時鼓勵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民進城務工。在城市，首先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90年代後開始了市場化改革的全方位的探索和推進，如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等。這使得我國兩方面的生產資源，得到了更高效率的發揮。即壹是顯性生產資源，如土地和廠房等；二是更為重要和核心的隱性生產資源，即人們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等。
內外因素的完美結合，造就了我國經濟25年來的空前繁榮。即內因是我國生產資源效率的更高發揮；外因是我國與國外的大量交流、經濟的巨大差距、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後發優勢等。
25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80年代上半期，重點是解決農產品短缺問題；80年代下半期，重點是解決工業品短缺問題；90年代上半期，重點是解決原材料、基礎設施等的“瓶頸”問題；90年代下半期，重點是解決經濟結構的矛盾和優化問題；21世紀的前幾年，可能更多的是考慮加入WTO的國際接軌問題等。
回顧25年的歷程，我們可能會註意到四個顯著的歷史性起點或標誌：壹是1978年開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二是1984年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三是1992年初的小平南巡講話；四是2001年底的正式加入WTO等。
由於在今後相當長的壹段時期裏，如20-30年，我國與世界經濟格局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觀，因此，我國經濟仍將持續過去25年的較高速增長。例如到2002年底，我國人均GDP僅為1000美元，還不到發達國家的1/30等。雖然兩個時期微觀的影響因素或結構可能會有壹些差別，如前期的體制性釋放動力可能更強、後期的市場性規範活力可能更充沛等，但是綜合的比較，兩者的增長潛力可能不會有本質的太大差異。這壹觀點目前同時也為我國經濟專家所普遍的接受或認同。例如見表1。大多數專家之所以預測後期的經濟增長為7%左右，可能更多的是出於穩健的心理、以及對其能否達到前期的9%缺乏足夠的信心等。
美聯儲預測，未來10年美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為3%；世界銀行預測，2001-2010年，美國GDP增長率年均為2.7%、歐盟為2.4%、日本為2%等。因此在今後壹段時期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仍將進壹步的縮小。
當然在今後的發展中，我們也將面臨著壹系列艱巨的任務。例如：1、國有經濟要深化改革。2002年底，國有和國有控股的工業企業資產總量是4.27萬億、占我國工業總資產的50%、占用約65%的工業貸款，卻只創造了35%的工業產值等。2、農村市場要啟動。目前居住在鄉村的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65%，但鄉村消費品市場卻只占全國消費品市場的25%；努力促進農村經濟、收入和教育的良性互動和循環，這對於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無疑是具有歷史階段的關鍵性意義等。
與此同時，我們也將面臨著壹系列的風險，並需要我們更加審慎和認真的對待。例如：1、社會風險。收入差距拉大、下崗人員增加、社會保障不健全等，可能會孕育著壹定的社會穩定風險。2、經濟風險。例如國有商業銀行巨額累積、並且仍在繼續增加的不良貸款，可能會對整體金融體系乃至經濟體系的健康運行造成壹定的危害等。
二、物價走勢將呈現較長期的低速徘徊
80年代，我國出現了兩次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但其背景是商品供不應求的宏觀環境。目前我國的經濟狀況，與90年代以來的商品供過於求現象可能有著更大的相似性和繼承性。見圖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90年代以來，我國的物價走勢——通貨膨脹，可明顯的劃分為兩個時期：壹是1992-1996年的高通貨膨脹時期；二是1998-2002年的通貨緊縮時期。
1992年小平的南巡講話，是我國全面推進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裏程碑。由於此前我國經濟已經持續兩年低迷、而且中央政府也缺乏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靈敏的調控手段和機制等，因此在大利好的激勵下，我國經濟迅即出現壹輪過熱的建設高潮。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直線攀升。
1993年6月，《中***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發布，簡稱“十六條”，全面、大力度的治理經濟建設的過熱問題。其中最關鍵的三條是：緊縮信貸、開倉放糧和壓縮項目等。
經過3年多的宏觀調控，我國經濟基本實現了“軟著陸”，經濟增速和通貨膨脹都進入了中長期的合理區間。
90年代上半期的經濟過熱，給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帶來了壹系列的重大影響。例如整個“八五”時期，我國投資每年平均增長36.5%，遠高於“六五”時期的19.5%和“七五”時期的16.5%。林毅夫教授測算，這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增加了兩倍甚至更多。
據原內貿部商業信息中心統計，1997年上半年，在全國605種主要商品中，供過於求的商品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27.8%、沒有壹種商品供不應求。這可以看成是我國經濟由供不應求——供給制約型經濟、全面轉向供過於求——需求制約型經濟的歷史性的開始或起點。同時，它也是迄今我國經濟始終處於通貨緊縮陰影之中的、最重要的宏觀環境之壹。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經濟在“軟著陸”之後，迅即感受到了需求不足的巨大壓力。
1998年，宏觀調控政策由“適度從緊”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新組合；同時，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以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增強其貸款的能力。1998-2002年，中央政府***發行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等，並帶動了3.2萬億的社會總投資規模。
通過種種擴大需求的努力，1998-2002年我國的消費價格指數，也僅在輕微的通脹和緊縮之間徘徊。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以下四方面因素可能是需要特別重視的。即：1、需求不足：包括改革使人們的預防性儲蓄增加，缺少中意的消費對象，以及投資需求不能有效實現等。2、供給過剩：包括生產的簡單重復競爭，假冒偽劣泛濫等；並且資金供給的缺乏有效約束，可能助長了這種傾向。3、勞動力因素：勞動力供給的無限增長、以及其效率的持續提高，可能對價格有著較大的向下壓力。4、國際接軌：包括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新技術和新材料的運用，以及市場化的改革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等。
近年來，國際社會中出現了“中國輸出通縮”的較多議論。這從某種程度上看，也是對中國的生產能力及占世界經濟比重不斷提高的壹種過度的輿論反應。
三、勞動就業將始終面臨較大的壓力
由於人口的持續、迅速增長，因此多年來我國的勞動力和就業人數也在同步的迅速增加。例如1979年我國城鄉就業總人數為4.10億人，到2002年就迅速增加到7.37億人。見圖3（其中1989-1990年就業總人數有統計口徑的調整）。
同時，城鎮登記失業率近年也在迅速增加——90年代後半期基本維持在3.1%左右、2001年和2002年分別上升到3.6%和4.0%，2003年的政策目標是控制在4.5%以內等。
從總體上看，今後壹段時期裏，我國的就業問題仍將是壹個突出和嚴峻的問題。因為從供給上看，它包括800萬的城鎮登記失業人員、1000多萬的下崗職工、1.5億的農村富裕勞動力、以及每年1000萬的新增勞動力等；從需求上看，按經濟增長速度8%、就業彈性系數為0.15計算，每年能夠新增加的就業崗位僅為1000萬左右；也即我國勞動力的供求之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缺口，未來的就業壓力將更加沈重。這也是部分學者，呼籲我國應當實施“以就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的核心原因所在。
圖3：我國就業總人數與城鎮登記失業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在就業總人數穩步增加的同時，我國的就業結構也在發生著巨大和深刻的變化。其中最為重要和突出的兩大特點是：
1、就業的產業結構變化。即第壹產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979年的69.8%下降到2002年的50.0%，平均每年下降0.86個百分點；同期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由12.6%上升到28.6%，平均每年上升0.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在80年代有著較顯著的攀升，1997年達到23.7%相對高峰，近兩年有所回落。見圖4。
從目前的趨勢和國際比較上看，第壹產業的就業比重仍將持續下降，同時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仍將持續上升。例如，2002年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為28.6%、產值比重為33.7%，而發達國家同期的指標分別為60-75%和70-80%；差距和潛力都是巨大和明顯的。
圖4：1979年以來，壹、二、三產業就業結構的比重變化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2、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即城鎮國有及集體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在大幅度下降，從1980年的99.2%下降到2002年的33.4%，平均每年下降2.99個百分點；同時，城鎮個體及私營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以及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鄉村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在經歷了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長後，近幾年仍然保持了明顯的攀升勢頭。見圖5。
圖5：1980年以來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單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其中在城鎮總就業人數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城鎮國有及集體單位就業人數的絕對數，都在迅速下降。如1991-1996年，城鎮國有及集體單位的就業人數壹直保持在1.4億以上的高峰，其後持續下降，到2002年下降到0.83億。其中的核心原因，仍是在於體制的轉軌或釋放。
從目前的情況上看，在經過壹段時間的消化和盤整後，我國個體和私營企業的從業人員，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比重，仍將會有持續和較大幅度的增長，無論是城鎮還是鄉村。
目前我國就業的嚴峻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極大關註。從理論上看，部分失業的存在對於經濟的健康發展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包括：1、經濟結構此消彼長的蓄水需要。2、勞動力有更充裕的時間更新和提高自己。3、促使在職勞動力更加努力和有效的工作，這也是某種程度的鯰魚效應等。
從客觀上看，嚴峻的就業問題對於我國勞動力轉變或提高市場觀念，可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當然其前提是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等。
四、外資外貿在入世下將有更大的接軌性發展
從1983年以來我國利用外資的情況上看：1992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超過對外借款，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2001和2002年兩年，我國對外借款的數額為零，因為同期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2000億美元的規模，並仍然在以每年35%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長。見圖6。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上看，1983年以來有兩個重要的時點：壹是1992-1994年三年，接連上了三個百億美元的臺階。1993年以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就壹直居於發展中國家的首位。二是2002年，達到527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的重要原因：壹是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和高速增長；二是“911”以及安然、世通事件，使人們對部分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可能有著更現實的憂慮。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上看：80年代，可能更多的是偏向高級賓館飯店等；90年代上半期，政策積極引導外資投向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國民經濟的“瓶頸”部門；90年代下半期以來，無論是政策還是外商，可能都更關註在技術領域的突破等。
圖6：1983年以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情況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上看，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例如：壹批國內企業在海外的上市；政策積極鼓勵外商，參與對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的股權並購和資產重組、以及參股入股基金券商等。後者如《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暫行規定》、以及第壹家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國安基金公司的獲準成立等。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中，已經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到2002年底，我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2.4萬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480億美元；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的人數近2300萬人，占全國城鎮勞動人口的10%；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52%，其中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甚至高達80%等。
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壹是政策的法制化和規範化的程度不夠；二是“高國民待遇”與“低國民待遇”的並存矛盾等。例如外商直接投資壹方面享受“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另壹方面還有著較多的行業準入限制等。
原國家計委發布的《“十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規劃》中分析，未來我國利用外資的局面將出現四大變化：重點從引進國外資金向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現代化管理和專門人才轉變；領域從加工工業為主向服務領域大力推進；方式在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為主的同時，向多方式引資拓展；政府管理將從行政性審批為主，向依法規範、引導、監督轉變等。這四方面的總結十分精辟透徹。當然，同時我們還可以加上：利用外資的總量仍將有較長時期、較大幅度增長的未來預測等。
1979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迅猛增長，即從當年293.3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6207.7億美元，增長21.2倍、年均增長14.2%。見圖7。
圖7：1979年以來我國外貿的進出口情況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在總量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對外貿易結構也呈現出三方面的顯著運行特征：壹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始終占據著主導的地位。如2002年前三甲——廣東、江蘇、上海的進出口額分別為2254、745和728億美元，合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60.0%。二是進出口的產業或技術結構在不斷優化。如機電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1995年為29.5%、2000年為41.4%、2002年進壹步上升到48.2%等。三是外商投資企業和集體私營企業，越來越在對外貿易中占據著核心性的地位。如2002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和集體私營企業的出口額為2027.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2.6%，占同期我國出口總額的62.3%、比上年提高4.9個百分點等。
25年來我國外貿體制的逐步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突破外貿代理制、也即外貿經營權的限制，賦予地方和企業更多的外貿經營權。例如1999年1月、2000年1月以及2001年7月的三次改革，最終取消了對進出口經營資格的審批制度，改為登記和核準制度，從而使得民營經濟能夠更加順利的進入外貿領域。
到2002年底，我國已有4萬家私營企業獲得了外貿經營權。
回顧25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理論的發展，最值得壹提的可能是1988年王建的“國際大循環”理論。同時它也因為被政策的高度采納——“兩頭在外，大進大出”而影響轟動和深遠。
據統計，到2002年底，我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由2001年的4%上升到4.7%，成為全球第五大貿易國。
五、企業投資將逐步走向主體的市場化平等
回顧20多年來我國經濟的投資歷史，四方面的顯著特征可能會引起我們更多的關註。即：
壹是民營投資的顯著增長。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投資主要是國有的投資，集體的投資很少，私營及外商的投資就幾乎沒有。隨著政策的逐漸放開，集體、私營及外商的投資穩步增長。例如據統計，1980-2002年，我國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3%，高出國有投資6個百分點等。如果考慮到投資的有效及持續性，那麽民間投資在經濟中的作用，無疑就應當進行長期的和更高倍數的估量。
二是1992-1994年，以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連續幾年迅速躍上新的臺階，見圖8，同時投資觀念也實現了較大的突破或轉變，雖然同期海南等的房地產炒作，也給我國留下了慘痛的教訓。
圖8：1981年以來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三是1998年以來，為了抗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連續五年平均每年發行1320億元的國債，擴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全社會投資的增加，以保持社會總需求的適度增長、避免或緩解轉軌時期的較大就業壓力等。這時期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從每年不到3萬億元、到迅速突破4萬億元，實現了較快的增長。當然，由於政府投資項目的質量和效益都會存在壹些問題，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會引起學術界的長期爭議。
四是2000年正式啟動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國家目前已經安排總投資6000億元。其中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以及壹批水電樞紐工程，進入全面建設階段；退耕還林、天然林資源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天然草原恢復與建設試點等生態建設工程正在積極推進等。這將極為重大和深遠的影響和改變著，我國的投資乃至整體經濟發展的地區架構等。
當然同時，開發區的建設、創建二板的爭議、國內企業的國外投資等等，也都是國內投資界所極為矚目的問題。
從創建我國規範的市場化投資體系上看，目前兩方面的問題可能具有較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即：
壹是經濟主體面臨著不同的行業準入制度。目前較常用的數量實證是對東莞市的調查結果。即在東莞市的80個行業中，全部對國有企業開放，而對外資企業開放的只有62個、對民營企業開放的只有42個；這種情況在壹些低風險高收益的服務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或嚴重。
二是經濟主體面臨著不同的資源獲取能力。例如鋼材、能源、土地、上市、貸款等的額度或指標等。據統計，1997-2002年全國金融機構向民間投資者的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不到10%等。民營企業主要是靠自身有效的投資和積累，來實現不斷的發展和壯大。
據統計，目前在37個工業大行業中，民營經濟的增加值所占份額超過50%的有：有色金屬、紡織、家具、化工原料等16個行業。顯示出民營經濟的強大活力和生機。
因此，重新有效配置我國現有的生產資源、使其發揮更大的效益，這仍然是具有較大的制度空間或潛力。同時，我國目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儲蓄率、以及儲蓄總額等，為我國投資的繼續高速增長，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或背景。
當然，制度的改革和建設也極大的改變著我國投資的規模和結構。例如，1998年國家決定實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到2002年底，全國房地產個人貸款達到7000億元，個人購房比重高達95%左右等。這是支持我國房地產市場，近年來持續景氣的壹個重要原因。
六、居民消費在總量增長中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和沖突
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見圖9。
圖9：1979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增長率單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即從總量上看，1979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率達到14.5%的較高增長速度，同期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年均增長率甚至達到28.3%的更高增長的水平。
回顧25年來我國消費特征的衍化過程，我們可以粗略的將它劃分為四個階段：80年代上半期，是農產品生活資料的極大豐富；80年代下半期，是普通彩電、冰箱、洗衣機的逐步、普遍的進入家庭；整個90年代，是生活質量全面和總體的提高，如大屏幕彩電、高檔電冰箱、多功能洗衣機等家電開始了升級換代等；進入21世紀，汽車、住房等大宗消費開始群體出現、並引領時代潮流，同時電子通訊、計算機、旅遊等也逐步成為大眾化的消費熱點。
從國際通用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標上看，我國的恩格爾系數——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費總支出中所占的比例，25年來也是在穩步下降。例如，1980年農村和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61.8%和56.9%，到2002年就下降到46.2%和37.7%，呈較大幅度的下降趨勢等。
然而在總體迅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目前我國的消費結構，也存在著壹系列較大的問題。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消費率或消費傾向偏低。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基本接近80%，而我國壹直在60%左右徘徊。其中的原因：壹是體制改革，使人們對醫療、教育、住房等的預期支出增加。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使更多支出沈澱或滯後。1995年以來，我國有關機構和學者，基本都測算或認為，我國的吉尼系數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線。三是消費信貸的體系或習慣還沒有形成。如美國的消費信貸是企業信貸的兩倍，而我國目前僅為10%等。這是近幾年我國需求不振、增長乏力、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
2、城鎮和農村的差距仍然在繼續拉大。雖然從1979-2002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7.2%，高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7的水平，但是農村收入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六五”時期，其後——除1995-1997年三年，農村收入的增長基本就是明顯低於城鎮收入的增長。見圖10。這導致城鎮與農村收入差距近18年來的持續拉大；以及占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村，與現代化主流的城市經濟，無論是供給還是需求上，都遠遠不能協調或吻合等。
圖10：1979年以來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單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3、地區發展差距依然存在和明顯。1979-2002年，東部對全國GDP的貢獻率為58%，中部為28%，而西部僅為14%。即使在實行西部大開發後，2002年東、中、西部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也是分別增長11%、10%和9%，差距明顯並且仍在繼續擴大。
雖然為了解決消費總量和結構的問題，政策在持續做著規範市場體系的諸多努力。如今年全面啟動的農村稅費改革、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以及加快西部大開發的步伐等等，但是，在充分肯定25年成就非凡的同時，我們可能也應當清醒的看到，其中所蘊含著的、諸多的經濟乃至社會的矛盾和問題。
七、財政金融努力塑造市場化的運行體制
90年代以前，我國財政收入、以及相應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十分緩慢。這是因為同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放權讓利為主要核心的。1994年以來，我國進行了分稅制體制改革，初步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和預算約束，以及同時由於宏觀經濟的多年高速增長、“盈而自溢”，因此財政收支的增長速度從1996年以來持續高於經濟的增長速度。見圖11。
圖11：1979年以來我國財政收支的變化情況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相關數據。
1979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8.4%，到1995年下降到最低點——10.7%；此後逐年上升，到2002年達到18.5%的相對高峰。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或說如果加上預算外資金等的話，那麽目前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已經基本達到了發展中國家25%的平均水平。
1998年以來，我國重點推進財政支出體制改革，包括部門預算改革、國庫管理制度改革、以及政府采購改革這三個方面，從而形成財政收支兩條線改革齊頭並進的基本格局。
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財政體制主要還是建設財政，公***財政的比重還是偏小。例如20多年來，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壹直在2%以下，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同期30%以上的比重。這在今年發生和應對非典的危機中，問題暴露的更為明顯和突出。
1998年以來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有效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中央政府背上了較重的債務負擔，同時其成本收益比也受到了人們的極大關註。尤其是2001-2002年的國有股減持政策，可能會受到更多和更明確的批評。
李揚教授認為，我國財政支出存在著四種越位現象：有些企業的挖潛改造資金、流動資金等由公***財政負擔；各種補貼過多；各類事業費龐雜；以及行政支出負擔過重等。三種缺位表現在：對社會保障的支持不足；對社會公益事業供給乏力；以及對城鎮公***設施建設投入偏少等。
2001年6月1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文章《制定財政政策應當努力遵循客觀經濟規律》。文章認為：制定財政政策存在著三大基本原則——政府與社會的邊際資金使用效率相等、財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負稅等；因此制定財政政策必須努力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否則將會造成社會資源低效使用的各種後果等。這對國內外財政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可能是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和意義。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因此其具有相應的復雜性和深奧性。
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可以說是從1993年正式和全面啟動的。這也可以看成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1979-1984年重點的農村土地承包、1985-1992年重點的城市工業體制、到1993年開始的全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