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橋的生平介紹

1904年10月25日，薛暮橋生於江蘇無錫縣禮社鎮壹個破落的地主家庭裏。15歲那年的壹天，正在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初二的薛暮橋聽到噩耗：愛面子的父親在50歲生日的前幾天，害怕債主逼債，懸梁自盡。半年後，薛暮橋輟學到杭州鐵路車站當練習生，學習會計。薛暮橋當年的秘書、現任中國保監會副主席的李克穆對薛老驚人的記憶力嘆為觀止：對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後各個時期的經濟統計數據，薛老可以隨口道出。

20歲的時候，薛暮橋已經成為當時滬杭鐵路車站中最年輕的站長。鐵路工作的經歷讓他結識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軍閥禍國殃民的暴行，並最終投身於鐵路工人運動。1927年，薛暮橋加入了中國***產黨。“四·壹二”政變後，在杭州被捕入獄。薛暮橋和時任中***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關在甲監5號。面對死亡判決，張依然每天堅持讀書五六個小時。　有壹天，張秋人把書壹扔：“怎麽還不槍斃我？”薛暮橋非常驚訝：“既然知道快死了，為什麽每天還要讀書？”張秋人答道：“我們活壹天就要做壹天革命工作，在牢裏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讀書。”這句話對薛暮橋觸動很大。回憶錄裏，他寫道：“這是終身難忘的教誨，我壹生沒有忘記他的教導。”從此，薛暮橋養成了心無旁騖的習慣。監獄裏、禁閉室中，薛暮橋都置若無人，如醉如癡地沈浸在書本裏。

3年的監獄生活中，薛暮橋學習了世界語、世界通史，但讀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蘇聯學者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這些為他後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奠定了基礎。 薛暮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貨幣的價值決定於貨幣發行數量，而不取決於它所包含的黃金價值。出獄後不久，薛暮橋幸運地遇到了經濟學的啟蒙老師陳翰笙。陳翰笙反對引經據典，反對不做調查研究、空談理論，註重田野調查。經過壹個月的調查後，薛暮橋發表了第壹篇經濟學調查報告：《江南農村衰落的壹個縮影》。文章以家鄉禮社鎮的薛姓家族經濟狀況變遷為主線、揭示農村封建經濟破產的必然。不久，該文被翻譯到日本。抗戰前夕，薛暮橋擔任《中國農村》首任主編，刊登大量調查報告及論文，批評農村改良主義，論證變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戰爆發後，薛暮橋參加了新四軍，擔任軍部教導總隊政治教官。在歷險皖南事變之後，他輾轉來到山東抗日根據地主持經濟工作。壹個難題擺在薛暮橋的面前：在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日偽政府發行的偽幣的壓力下，根據地發行的抗幣處於劣勢，物價急劇震蕩。

薛暮橋研究認為：穩定物價的唯壹辦法是驅逐法幣，使抗幣獨占市場這壹舉措實施後不久，抗幣和法幣的比價便由原來的1：2變成了1：6，囤積法幣的地主紛紛拋出法幣，抗幣占據了市場，物價大幅回落；為防止物價繼續下挫，根據地加大抗幣發行量，購進物資，從而穩定了物價。

解放區沒有黃金和外匯，怎麽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西方的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就貨幣和價格的關系，30年後，世界各國廢止金本位制，“幣值決定於貨幣發行數量”，已經成為大家公認的原理了。 1947年初版膠東解放區薛暮橋著

1966年的那場風暴壹開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薛暮橋就身陷旋渦。他被認為是“三反分子”、“走資派”、“經濟學界反動學術權威”。其理由是他寫文章稱：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公有制占100%並不好。薛暮橋首先被關押在辦公室內，當時通稱：牛棚。薛小和回憶：與父親關在壹起的還有壹位董姓造反派頭頭。薛暮橋再次用上杭州監獄裏用過的辦法，趴在辦公桌上，旁若無人地孜孜讀書。壹天中午，門口的守衛和往常壹樣，喊薛暮橋和董拿飯票買飯，薛老往衛生間壹看，才發現董已經上吊自殺，屍體已經僵硬，而薛老因為讀書竟全然不知道。1967年的冬天，薛暮橋全家被“勒令”離開百萬莊附近的部長樓，搬到真武廟附近和壹個姓張的老太太合住壹套房子。在張老太太眼裏，薛暮橋全然不是什麽“牛鬼蛇神”，更像是壹個落難書生：薛老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她經常看見薛老對著冒氣的水壺手足無措地喊：水開啦！

在幹校，薛老是歲數最大的壹位，夏季花生成熟的時候，薛暮橋的主要工作是看花生：防止孩子偷地裏的花生。薛老是孩子最喜愛的看守，在他沈醉書裏時，孩子們就可以溜到對角偷花生。冬季，薛暮橋的主要任務是燒豬食。壹次，薛老壹把壹把地將柴草往鍋竈裏送，壹個火星爆在了棉褲上，燒掉了半個褲腳才發現。這是他唯壹的棉褲，冬日裏，年近7旬的薛老穿著破棉褲走來走去，“風從洞裏吹到全身，凍得真難熬”。後來他在回憶錄裏寫道：每當他從別人旁邊走過，人們都用同情的目光看著他。就在這種前面看似沒有壹絲曙光的時候，薛暮橋在醞釀他壹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初稿。

薛小和去探視父親時發現：父親每天收工後，就坐上小馬紮，趴在床沿上，壹筆壹畫地寫他的書，每寫完了壹稿，父親就笨手笨腳地將稿紙整整齊齊地裝訂起來，封面用壹種漂亮的美術字寫上書名。這壹年薛暮橋65歲。

在幹校完成數稿後，薛暮橋恢復了工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撰寫工作進壹步加快，1979年8月，這部歷時11年的經濟學著作在經過7次修改後在青島最後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時的學術界正是壹片荒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需要壹本對全體幹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啟蒙的教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時。

日本《產經新聞》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中國有壹本書，跑遍全北京都買不到，這就是薛暮橋所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北京各經濟機關、公司和北京各國大使館都想買，也買不到。”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壹推薦這本書幹部必讀材料和高等院校經濟系的教科書，全國各省緊急加印，發行達1000萬冊，創下了專業理論著作空前的紀錄。

1984年，在“祝賀薛暮橋同誌從事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50年茶話會”上，薛老說：他只有兩次讀書的機會，讀了兩個大學：“牢監大學”和“牛棚大學”。 薛暮橋認為：1958年把自負盈虧的公私合營商店和手工業合作社幾乎壹掃而光之後，壹方面大量的社會迫切需要的工作沒有人幹，另壹方面又有大量的勞動者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在運輸業、建築業、飲食業、修理業、服務業等當時城市非常需要，卻又非常缺乏的行業，應改變過去有些人將其視為“資本主義漏洞”進行封堵的做法，允許發展集體企業甚至個體戶。應鼓勵回城青年自找就業門路，恢復傳統小吃、小攤點等。這壹觀點後來被決策者概括為：“廣開門路，三扇門（指國家、集體、個體）就業。”

薛暮橋的提議在報章上引發了激烈地討論。這壹年，薛老已75歲，剛剛復出，擔任國家計委顧問兼經濟研究所所長。決策者最終同意在回城知青較多的北京試行，取得良好效果。當時，靈機壹動的楊建從行李中拿出了壹架破舊的“海鷗”照相機，走上了天安門廣場，為了安全起見，楊把關系掛在街道服務聯社。壹位業內人士估計，26年來，楊建及其同行拍攝的照片約在1億張左右，在廣場付費留影的有兩三億人次。同年，從北大荒返城的李曉華，和楊建壹樣，加入了個體戶的行列。憑借壹臺美國冷飲機，李靠2毛錢壹杯的冷飲完成了原始積累。後來李曉華成了名列《福布斯》巨富榜的億萬富翁。

2004年底，全國個體私營企業2720.07萬戶，從業人員達9604.36萬人，占GDP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增長到30%以上。而1979年私營企業是0，個體經濟為14萬人（戶）。

薛小和說：“從壹開始，父親就直接參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壹樣，他也認為計劃經濟是壹個好的制度，並極力想辦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斷完善、修補之後，他發現了計劃經濟的制度缺陷。”“父親並沒有用理論來推斷個體私營經濟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在上海時，他對那裏發達的市場經濟就有切身的體驗。”薛小和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期，父親經常穿梭在集貿市場的小販中間，詢問行情。即使出差在外，薛老也要去當地的農貿市場走壹走。有壹次，薛暮橋把北京城裏的壹個木匠叫到了家裏做家具。木匠抱怨：活太多了，忙不過來。薛老問：招幾個徒弟行不行？木匠回答：不敢，害怕說是資本主義。按照當時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者，就屬於剝削性質。

“當他為之獻身的事業竟然走到與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並且由他和整個國家壹起吞下自己參與種下的苦果，給他造成的刺激會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動力會更大，推動他改革的願望會更迫切，他對改革目標的認識也容易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高度。”薛小和說。在壹篇文章裏，薛暮橋指出，從1957年到1977年中國搞了整整20年“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這種“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說得嚴重壹點兒，是空想社會主義”。

1980年10月，薛暮橋接受香港媒體采訪時說，資本主義“有壹點也可以，現在還不可能叫資本主義絕種”。在壹片沈寂的學術界，他的觀點顯得格外引人註目。當時，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壹份內部材料中，薛暮橋因為強調市場調節而被列為“第四類人”，同時在小範圍受到批評。 1991年，薛暮橋與外孫壹起習字

1991年，薛暮橋把多年的改革主張進行了壹次綜合論述，把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高到壹個新的理論高度。“在父親101歲的壹生中，最後20多年是他最輝煌的。”薛小和說，雖然新中國後，薛暮橋已經成為部級官員，但是有很多的話只能憋在肚裏。

1980年，薛暮橋組建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薛小和介紹，因為各項改革都會觸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經濟研究中心是咨詢機構，不存在利益牽扯，因此，當時設計每壹項改革措施高層就會習慣性地問壹問：先問壹下薛老怎麽說。

物價改革是薛暮橋極力推動的制度改革———在當時，有關部門對物價調整的顧慮極大，擔心導致物價水平猛漲，引發群眾不滿。“有壹天，街道通知我們去開會，以為什麽事呢，原來是研究大米漲價的事。”薛暮橋的二女兒、原國家計委幹部薛小沂回憶，“壹斤大米從壹毛八漲到壹毛八分四，不知道開了多少會，最後不了了之。”與此相仿：壹盒火柴由2分錢漲到3分，研究了很多年沒有結果。薛小沂說，改革的癥結是：計劃思想作怪，政府總想把什麽事都攬下來；改革觸及部門利益：生產環節希望漲價，而流通環節則反對。

薛暮橋把目光盯在化纖制品和棉制品的價格上：當時，化纖制品價昂，積壓較多，而棉制品則供應緊張。他大膽地提出了經過再三考慮的主張；取消布票，化纖品價格降下來，棉制品漲價。他認為這樣的調價不存在壹些人擔心的風險問題。最終，國務院批準了薛暮橋的建議。調價很順利，既解決了棉布的供應緊張，又使化纖布得以放手生產。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對調整價格的信心。

1990年，改革進入壹個關鍵時期，保守思想回潮，蘇聯和東歐的劇變讓左的思想找到了原罪的理由：他們認為，蘇東劇變是由改革開放引起的。這壹年的7月5日，政治局常委邀請壹些經濟學家座談經濟形勢和對策，薛暮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蘇東劇變僅僅以資本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解釋是不夠的。薛暮橋認為，蘇東劇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未作徹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補補的改革做法，至多是延遲矛盾的爆發，把國民經濟引入慢性危機，而不可能求得經濟狀況的根本改善和同資本主義競賽的勝利。這壹年，薛暮橋86歲。回到家中，他對自己的發言並不滿意：歲數大，思維沒有原來敏捷，中間又插話頻繁，該說的沒說清楚，內心很不平靜。7月15日，薛在煙臺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封信，書面陳述意見。

1991年春，薛暮橋針對可能使改革發生逆轉的思想傾向，寫就《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幹理論問題》。從商品、貨幣、市嘗計劃、勞動工資、財政稅收、銀行金融、所有制、企業制度等10個方面進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張進行了壹次綜合論述，把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高到壹個新的理論高度。1999年仲夏，薛暮橋患“帕金森”癥住院治療，整整六年之後，2005年7月22日17時12分，這位老人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