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聘請德國軍事顧問不僅僅是為了編練壹支現代化的抗日國防部隊，他還希冀仰仗德國的人才技術，建立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借軍事工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經濟的起飛。為了適應蔣介石的需求，同時也是為了推銷德國軍火與生產設備，便於德國壟斷資本占領中國市場、掠奪戰略原料，德國軍事顧問作為中德經濟聯系的紐帶，積極地參加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當時法國壹家報紙對之評價到：“彼等在華之出現，非僅置中國軍事組織與制度於德國影響之下，且使其工業發展亦循德國之指導。”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經濟領域的活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壹是軍工建設，壹是中德軍火貿易。
首先，在中國軍事工業和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德國軍事顧問提供了大量建議並參加了相關計劃的制訂及實施。鮑爾曾向蔣介石指出：中國“必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壹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因此建議“中國必須從經濟建設開始，無論願意與否必須從遠處著眼，近處著手！”塞克特在《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強調：中國軍火工業不可長久依賴國外輸入，必須在歐洲軍火公司協助下，籌建足夠的兵工廠，以維持武器彈藥的自給自足。塞克特告誡蔣介石“建立中國自己的武裝工業，實為刻不容緩之急務。”法肯豪森繼任後，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則，極力督促國民政府發展自給自足的軍火工業。蔣介石對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大為賞識，責成德國顧問協助中國發展現代化工業。鮑爾曾奉蔣介石指示擬定了壹系列重建中國的計劃，諸如中國鐵路的發展、財政及航空制度、港口興建等等，並親自策劃在上海附近興建壹家生產硝化甘油和炸藥的工廠柯利伯爾接任後“繼續完成其工作，協助參與中國之建設和促進中德政經友好關系”。塞克特做總顧問時曾與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翁文灝壹起制訂了發展軍火工業的計劃，詳細分列出6、12、18個師每月所需各種軍火的產量、以及建立幾家兵工廠、壹家鋼鐵廠、壹家機器制造廠和壹家汽車廠的進度表。法肯豪森時期，中日戰爭壹觸即發，為了在短期內達到軍火生產的自給，中德兵工專家於1935合作擬定了《五年軍火發展計劃》。據此，南京政府從德國進口大批軍火生產設備，由德國顧問負責技術指導。在南京、鞏縣和漢陽等兵工廠生產和研制德式武器裝備如馬克西姆式機槍、八二迫擊炮以及毛瑟步槍等，這些武器質量較好，其中壹些已趕上西方的同類產品水平，部分滿足了備戰需求。1936年，德國軍事顧問又幫助國民政府制訂了壹雄心勃勃的《中國工業計劃》，這個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在壹個非常短的時期內，在華中、華南地區建立新的經濟中心，以抵禦日本的入侵，並為未來中國工業的發展打下基礎。該計劃的實際執行因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而中止。
盡管由於戰爭的幹擾，以上計劃的推行並沒有達成實現國防工業現代化的預期目標，但是，在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和德國技術的援助下，中國的國防工業有了壹定起色。據統計，在1935年，國民黨軍隊步槍所用彈藥有半數需要進口，不過到抗戰開始時，輕武器及彈藥生產已基本能夠自給，這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協助是有壹定關系的。
其次，在中德軍火貿易方面，德國軍事顧問起了居間推動作用。幫助德國軍火商推銷軍火是德國軍事顧問的壹項重要任務。他們在上呈蔣介石的建議書中，大都提到軍隊應增加新式裝備及彈藥事宜，以提高軍隊戰鬥力。魏采爾指出，“新式戰爭之勝負，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訓練完善之部隊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這恰好適應了蔣介石借德國先進武器裝備增強實力的要求。於是，通過德國軍事顧問的牽橋搭線，中德軍火貿易取得長足發展，德國軍火充斥中國市場。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壹次就在德國洽購79步槍子彈1億發、輕機槍5千挺、短槍5千枝（配彈5百萬發）、79步槍1萬枝、炮車32輛、坦克24輛（配彈1.32萬發）、迫擊炮240門、飛機炸彈215顆、坦克零配件421種。塞克特任職後不久，蔣介石便接受其建議，決定只買德式武器，並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維決定武器種類和數量。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簽訂的《中德易貨協定》則把中德軍火貿易推向高潮。該協定的目的在於，以中國的原料與農產品交換德國的工業產品。協議的達成，不僅是由於雙方經濟互補，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國當時極端缺乏外匯，而重整軍備又需向外購買大量原料，唯壹補救的辦法是能找到願意以貨易貨的對象。而中國國民政府的處境與之相似。中國當時急需發展工業和軍事的資金與設備，又富農礦產品，“正需有壹對中國絕無領土野心，而又能處處滿足其需要之國家，與之友好結合相依為助也。於是，雙方壹拍即合，簽署了《中德易貨協定》。蔣介石政府對這期望甚高，認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僅予我國防有極大之助力，且將來我民族復興賴此更巨。”
抗戰前夕和初期，透過《中德易貨協定》，中德貿易劇增。從1933年到1937年，中國對德國進出口貿易都有增長的趨勢。（德國在中國出口貿易上居第四位，而在進口貿易上，到1936年已超過英國，躍居第三位。同壹時期，德國對中國進出口貿易也處於持續增長的狀況。在其對華出口的貨物中，軍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為止，德國依約供給中國的武器5千萬馬克。據臺灣學者統計，抗戰前中國80%外國軍火武器輸入系來自德國。中國也遂成為德國軍火輸出的主要國家。美國學者柯偉林在《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壹文中指出，1935年德國輸華軍火值，占是年德國軍火出口總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則高達37%。中國已由德國軍火輸出國的第二位躍居位首。德國輸華的軍火不僅數量驟增，而且種類齊全，有戰車、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連同探照燈、機槍、鋼盔及機動通信器材、魚雷、快艇等。於是，整師的中國軍隊用上了全套德國裝備，“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著德國式鋼盔的中國兵操作的德國制8.8公分口徑的高射炮。德國制7.5公分炮、克虜伯炮、奔馳M·A·N牽引車，以及其他德國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隊行進。”
德國軍事顧問參與中國經濟建設，推動中德軍火貿易，當然不是為了真正實現中國現代化，為了幫助中國徹底擊敗其遠東盟國日本，其在華經濟領域的活動宗旨不變：占領中國市場和攫取戰略物資，其目的顯而易見。在攫取中國戰略物資方面，由於總顧問們的極力撮合，德國通過“合步樓”公司與蔣介石政府簽訂了壹個又壹個易貨貿易協議，得以用軍火換取中國的寶貴鎢砂。中國輸往德國的鎢砂量與日劇增。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參與中國經濟活動的動機與其活動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齊觀的。他們的工作的確為中國抗戰及未來中國工業發展打下了部分基礎，但其在經濟領域的活動所起的客觀作用也有其消極的壹面。
德國軍事顧問幫助國民政府加強國防力量的同時，也助長了蔣介石開展內戰、建立獨裁的實力。1930年中原大戰，蔣軍以少制勝，正是動用德式自動武器裝備的教導師參戰的結果。當時，蔣軍不僅步炮協同作戰，而且引進德國偵察機，成立航空偵察隊，監測敵情。在“圍剿”紅軍的戰鬥中，蔣介石更是急於使用德式先進武器。法肯豪森致電德國外交部，報告有關中國政局時稱：“江西剿***戰役結束”，是因為“采用諸如迫擊炮、轟炸機等現代化武器的‘全面進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