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國際金融方面的話語權將增多
3.各國都將會加強金融方面的監管，不會放任貪婪的投資家胡搞
4.金融危機讓壹些壹向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國家轉型，包括中國，擴大內需越來越重要
5.美元的地位將會下降，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尋找可替代美元的貨幣來進行國際貿易。
由於金融危機向歐洲和新興金融市場持續蔓延，特別是隨著全球信貸渠道的幹涸，歐元區等許多國家銀行希望利用美聯儲貨幣互換工具獲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為避險資產和應急資產，美國出於為後續向國際社會發債融資也極力穩定美元，這些因素有望支撐美元短期走強。然而美元近期的價格反轉並不能改變美元中長期的價值下跌趨勢，決定美元長期走向除了經濟基本面和美元策略外，還有三大根本性因素。
美元在全球貨幣儲備中的地位。盡管美元仍占全球24%戰略儲備，占11%世界貿易份額，然而全球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1995年到2008年第2季度，美元比重降至62.48%，歐元從8.54%大幅升至26.99%。
美元享有的鑄幣稅特權。在1977-2006年，鑄幣稅對經常項目逆差的覆蓋比率高達86.2%，美國絕大多數的經常項目逆差通過國際鑄幣稅得以“抵消”，這也解釋了巨額經常項目逆差和財政赤字為何沒有導致美元大幅快速貶值的原因。而在近兩年隨著美國經濟走軟，美國的國際鑄幣稅減少，使美元貶值逐步喪失了制動閥，國際鑄幣稅已無法挽救美元信心的危機，表現為美元的加速貶值。隨著近年來美國國際鑄幣稅的抵消能力的降低，美元趨向疲軟是大勢所趨。
美元走勢受制於日益嚴重的雙赤字。雙赤字始終是決定美元走勢的長期根本性因素。隨著美國大規模救市行動的展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美國負債率急劇上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日益失衡，主權違約風險加大，據統計，2008年聯邦赤字將達到創紀錄的4550億美元，2009年更會攀升至7500億美元，因此美元救市債的發出極有可能成為美元貶值的導火索。
綜合以上判斷，美元走勢的逆轉和幣值內在的不穩定性將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新的動蕩，加劇實體經濟惡化的風險。
金融大亂之金融大治。短期來看全球金融局勢岌岌可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在美國財政狀況日趨緊張的背景下，旨在緩解金融危機的救助政策將對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長期政策產生“擠出作用”；而貨幣政策自2007年9月以來8次降息的效果也逐漸減弱，聯邦基準利率無力引導金融市場利率，再加上金融危機期貨幣乘數的杠桿收縮，消滅貨幣購買力的速度極快，貨幣政策也面臨失效。
然而從長期看，對國際金融秩序進行全面改革的時機因為這場危機的加深而提前成熟。亞歐首腦會議和即將召開的G20全球金融峰會，就是重建新體系的萌芽。可以預期，這些會議的召開將在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制約主導貨幣國家本幣擴張，建立多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協調機制；以及平衡國際收支格局三個方面，對未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為全球化向結構均衡發展創造條件。
但是必須認識到國際金融新秩序和金融貨幣體系的重塑是壹個全球性的博弈過程，美國為了維持在全球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獨霸地位，顯然不肯輕易將美元的發行權拱手轉讓，歐盟也正在尋求歐元勢力的上升，未來針對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改革，金融制度的重大難題並非短期內能夠解決。
由於本輪世界經濟金融周期面臨的長期結構性問題已經累積了大量風險，當經濟危機對金融危機的“反沖擊”時，很可能使全球經濟步入壹個時間為3～5年含有兩次衰退的“W”型調整期。
金融大動蕩需要金融大治理。結構性失衡問題不僅是全球金融體系也是中國自身所要解決的最核心問題。中國如何因勢利導借這次金融危機參與重塑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格局?中國需要采取怎樣的金融改革戰略？如何完善現行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面對未來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深化調整和中國發展轉型的趨勢，中國要有長期的準備，僅僅為了應對危機和經濟下滑頻繁地動用貨幣財政政策是不夠的(我國利率下調空間已經不大，財政赤字逐月擴大9月份 732億元人民幣,為8月份的3.89倍)，應該轉向更為堅決的結構性治理模式，將內部失衡與外部失衡問題的解決統壹起來，從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高度，將“促進發展轉型，深化金融改革與維護金融安全”通盤考慮，思考全方位金融發展與穩定的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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