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冷戰時期美國遏制戰略時，對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義的關註可以說壹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國的使命觀與前蘇聯由來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對東歐等地緣政治國家和勢力範圍的爭奪，包括英國)、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說與杜魯門主義)、政治口號(如意識形態宣傳)等等。壹方面，遏制戰略作為貫穿整個冷戰史的美國大戰略，其制定和實施毫無疑問是美國政府的政治行為，對它的政治性解讀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們接受的；另壹方面，對冷戰歷史政治視角的偏愛在解釋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冷戰為什麽和平終結的問題上卻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試圖就經濟因素對美國遏制戰略的目標、基本手段及其實現條件的影響等問題做壹些分析，以加深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認識。
壹 美國遏制戰略的重要目標：在維護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價值觀念的根本前提下，為美國壟斷資本開辟市場、攫取商業利潤服務，維護美國經濟安全和繁榮
分析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中經濟因素的難點在於，冷戰時期美蘇關系的發展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大國政治、經濟關系的互動是不壹樣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動。這就要求我們
壹方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經濟關系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另壹方面也要理論聯系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戰結束後，曾是同盟關系的美蘇兩國為什麽反目成仇，直至劍拔弩張呢?為什麽雙方僅僅是“冷戰”，雖爭鬥不斷卻基本能和平***處直至冷戰結束呢?這兩個問題都與美國遏制戰略的目標密切相關。馬克思主義認為，壹切社會現象最深厚的基礎和根源在於經濟，國內或國際政治的發展變化都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國家之間的政治問題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列寧同樣指出，不研究“帝國主義經濟實質這個基本的經濟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估計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如果說(或者只是間接地表達了這種思想)從政治上看問題和‘從經濟上’看問題有同等的價值……這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常識”。[1](P279)從根本上說，國際關系中爭“權”也就是為了奪“利”，這是國家行為最基本的出發點。冷戰時期，美國對戰略、政治、軍事安全利益的考慮超過對經濟利益的考慮，甚至不惜耗費巨資在全球與前蘇聯展開爭奪。但經濟利益仍然是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目標，美國甚至會不惜發動戰爭來擺脫經濟衰退。國際關系中的經濟因素，籠統地說是指國家維護本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所需的壹切經濟方面的條件，其核心和落腳點是經濟利益。
可以說，美國商業資本擴張的本性與二戰後前蘇聯建立兩個平行市場的努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戰後美國政府制定對蘇遏制戰略的重要原因。這從美國當局者的政策或言論，如喬治·凱南的《前蘇聯行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來。美國遏制前蘇聯的目標是雙重的，維護美國在政治和軍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戰略的根本目標，維護美國經濟安全和繁榮是遏制戰略的重要目標。
美國政府歷來十分重視本國經濟的安全與繁榮。美國的立國之本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即需要在不斷擴大的市場上展開經濟活動，使資本增殖。在立國之初，美國就將經濟、貿易問題作為最重要的外交事務，將本國經濟貿易方面受到的威脅視作最大的安全威脅。曾任美國商務部副部長的加頓認為，“美國商貿和外交的基本驅動力會持續下去，因為它深深植根於美國的歷史和哲學之中。”“在美國的大部分歷史中，商貿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著核心作用”。“(美國)外交政策熱衷於為美國生意人打開市場。美國為過剩的小麥尋找出路，為汽車和飛機尋找市場，努力獲取像石油、銅這類原材料。海外商業擴張常被看成是美國邊疆的拓展，屬於這個國家所肩負的使命。”他還認為，商業能夠推動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社會的獨特性，“美國不是壹個傳統的殖民大國，其帝國主義式的行動不是體現在軍事上，而是壹般地體現在美國銀行和公司的影響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車公司總裁查爾斯·威爾遜1953年1月15日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的回答更是對此做了最好的註解：“我想多年來，凡是對國家有利的，就對通用汽車公司有利，反過來也是如此。
雙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結論認為，對於自由國際主義者來說，美國政府總是具有壹種非常重要的責任，“保護和擴大自由競爭原則能夠運轉的市場。如同重商主義壹樣，古典的自由經濟學導致壹種擴張主義外交政策”。[4]自由貿易和商業擴張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最明顯地體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政府制訂的“門戶開放”政策上。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延續。美國式“門戶開放”外交政策的重點不是在所在國範圍內排斥他國的利益，不是實行封閉式的壟斷，而是要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以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為旗號，著眼於打破民族國家或帝國主義的保護主義堡壘，把世界變成由美國操縱的具有開放性質的新型商業帝國。二戰後，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企圖建立這樣壹個由美國領導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國設計的“美國世紀”中，是絕不允許建立與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背道而馳的“勢力範圍”的。這就是說，經濟制度和經濟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國與戰後前蘇聯的外交政策產生極其尖銳的矛盾。
就前蘇聯而言，“戰後初期，前蘇聯對外戰略的設想是，盡力維護戰時同盟，維護世界和平，保護已經獲得的領土報酬和各種賠償，保住自己勢力範圍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戰後期和戰後初期所形成的對世界體系的看法以及相關的理論，是戰後初期前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礎。斯大林戰後對世界局勢的基本看法主要有：壹是二戰的經濟影響導致了統壹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瓦解，這決定了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壹步加深；二是前蘇聯在二戰中的決定性作用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戰後世界局勢在向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從壹國發展到數國，並由此形成了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平行的社會主義世界市場，以及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四是兩個相互對立的世界體系在戰後的出現，將會縮小資本主義國家奪取世界資源的範圍，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增長將在縮小的基礎上進行，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將要縮減下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必然會走向衰落。在這種政策理論指導下，1945年12月，前蘇聯拒絕批準“布雷頓森林協議”，並且不允許東歐各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P103)同時為了對抗馬歇爾計劃的政治影響，前蘇聯通過實施莫洛托夫計劃，強化與東歐各國的經濟聯系並限制其與西方經濟往來，到1949年又正式發展成為蘇東經濟集團(經互會)。前蘇聯對東歐各國實行了十分嚴密的控制，把東歐的貿易方向從西方轉向前蘇聯，削弱甚至切斷了東歐與西方歷史上傳統的經濟聯系。這樣，作為美蘇外交戰略的直接經濟後果，歐洲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世界體系和彼此隔絕並相互對峙的兩大經濟集團。就斯大林對戰後世界局勢的看法以及兩個平行市場理論的出發點而言，不管是保護戰爭的勝利果實還是傳統的俄羅斯帝國擴張傳統的延續；不管是要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僅僅要求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戰略上的深遠考慮還是美國政府對它的錯誤解讀，都有各自在解釋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歷史或理論的依據。但就對當時美蘇關系的影響而言，這些言論以及其指導下的前蘇聯外交行為極大地惡化了美蘇關系，客觀上加速了冷戰的到來。
美國的反應是十分強烈的。從1945年9月五國外長會議開始，美國對前蘇聯實行了不斷升級的強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開發表演說後的13天，喬治·凱南向美國國務院發出壹份8000字的電報，對戰後前蘇聯“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國應采取的對策，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對前蘇聯實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設想。
二 美國遏制戰略的基本手段：針對前蘇聯、東歐以及西方盟國，誘壓結合，綜合運用經濟遏制或經濟援助，以服務於美國遏制“***產主義擴張”的大戰略
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戰略，是壹個包含眾多子戰略的復雜體系，它強調采取除戰爭之外的壹切手段來實現戰略目標，這就必須依據不斷變化的形勢制定和實施相應的子戰略，以使其戰略目標具體化，使其戰略目標通過這些子戰略得以實現。[7]經濟手段或經濟戰略在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運用，就是美國實現遏制戰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貫穿於冷戰的全過程，是東西方冷戰的重要內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現形式：
(壹)經濟遏制。遏制戰略作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大戰略，它強調采取除戰爭之外的壹切手段並綜合運用國家的各種力量去實現戰略目標，其中，貿易管制戰略就是遏制戰略手段的具體化。貿易管制戰略是杜魯門政府制定，之後美國歷屆政府都實施的壹項重要經濟遏制戰略。其旨在通過管制美國及其西方盟國與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貿易，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以阻止其經濟、軍事實力的增長，並最終實現遏制戰略的目標。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四次會議上通過了《對蘇聯、東歐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美國的安全需要立即、無限期地停止從美國向前蘇聯及其附庸國出口所有美國短缺物資和有助於增強前蘇聯軍事潛力的物資”。[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出口管制法》，規定美國實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壹是促進美國的外交政策，幫助履行美國政府的國際責任；要求美國政府盡可能與盟國合作，***同實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國的經濟資源和在與***產黨國家貿易中的優勢，推進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9](P104)這就把貿易管制以國會立法的形式最終確定下來。按照這壹戰略，美國商務部制定了嚴格的出口許可證制度，規定凡是從美國出口到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歐國家的所有物資都必須獲得美國政府的批準。美國政府又通過威脅利誘等手段，迫使與前蘇聯有傳統貿易關系的
西歐盟國加入到貿易管制的行列中來。1950年初，西方國家***同成立了壹個“對***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即“巴黎統籌委員會”)，制定了嚴格的出口管制清單並付諸實施。由於對前蘇聯集團實施了嚴格的貿易管制，東西方貿易銳減，如1948年時美國對前蘇聯的出口額尚有2700多萬美元，到1952年時銳減到只有1.5萬美元。之後隨著冷戰態勢的變化，東西方貿易關系時緊時松，但美國從來沒有放松對能促進前蘇聯經濟軍事實力的戰略物資的管制，作為美國推進貿易管制戰略有力工具的“巴統”組織也只是在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後，才於1994年宣告解散。美國的經濟遏制戰略把前蘇聯集團排斥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之外，極大地延緩了前蘇聯東歐的經濟發展。
(二)經濟制裁。美國實施的經濟制裁戰略加劇了前蘇聯的困難，延緩了前蘇聯的發展。例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於1962年至1965年對前蘇聯實行的大口徑輸油管道禁運，不但延緩了友誼管道線的建成，嚴重影響了前蘇聯石油的運輸，在壹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前蘇聯對西方機械和運輸工具的進口。1982年，以波蘭問題為借口，裏根政府對前蘇聯實行了經濟制裁，有意切斷了前蘇聯在西伯利亞修建壹條新的天然氣管道以及與日本合作開發能源計劃所需要的大部分技術。這對前蘇聯外匯收入影響很大。前蘇聯由此損失了150至200億美元。裏根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秘密實施了壹個“沙特行動”計劃，即通過設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的做法使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暴跌，從而使原油輸出大國前蘇聯的外匯收入銳減。中央情報局的壹份秘密報告認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蘇聯每年會損失5至10億美元。同時，石油價格下跌也使壹些中東國家因收入減少縮減了對前蘇聯武器的購買，從而減少了前蘇聯的軍售外匯收入。前蘇聯壹位官員說：“石油價格的下跌是破壞性的，它使數百億美元壹掃而空。”[10]外匯收入的銳減給前蘇聯經濟帶來嚴重困難，極大地影響了前蘇聯進口西方設備、工業材料和農產品，幾十個大型項目也因缺乏資金被迫停止。
(三)經濟援助。“美國的行為動機從來不是純商業的。它不像法國和日本那樣在重商主義道路上走得很遠，美國的商貿壹直與開放市場為伍，開放的市場又和政治自由相關聯，政治自由則伴有民主，而民主還連同有和平。”[2]在冷戰時期，美國認為壹個包括歐洲的開放貿易體系有助於這些國家抵抗***產主義和前蘇聯，美國最大的擔心就是前蘇聯利用歐洲的虛弱進行經濟滲透。“人們認為正像曾發生過的大蕭條導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樣，在經濟戰線上促成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對於保障和平並減小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至關重要。”[3](P16)於是，“馬歇爾計劃”應運而生。“馬歇爾計劃”是個經濟計劃，它與美國“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壹脈相承，但在美國與前蘇聯的冷戰中又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就是在經濟援助的基礎上，在幫助西歐復興的過程中，使西歐形成對美國經濟和政治的多重依賴關系，把西歐納入美國全球反***戰略體系，增強了其對抗前蘇聯的經濟實力。馬歇爾計劃還對前蘇聯與東歐的關系產生了壹定的瓦解和離間作用。東歐國家迫於前蘇聯的壓力，在抵制馬歇爾計劃方面與前蘇聯保持了壹致。隨著時間的推移，東、西歐國家經濟的差距越拉越大，東歐與前蘇聯的矛盾越來越大，為最終導致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筆。為了拉攏更多“戰友”遏制前蘇聯，美國提出了“第四點計劃”，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技術援助。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認為，“第四點計劃是我們對受***產主義統治威脅的國家援助的具體表現。第四點計劃是和我們保證這些國家在衣、食、住等條件方面得到適當改善，從而是與防止***產主義在自由世界擴張的政策相輔相成的”。[11]援助希臘、土耳其是美國在冷戰時期運用經濟手段為遏制戰略服務的突出事例。在這個事件中，美國當局認為，只有通過經濟的和財政的援助，才能“扼殺由苦難和貧困滋生出的極權統治的萌芽”，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通過《對外援助法案》，正式將對外援助制度化。該法案以後雖經多次修改，但都沒有改變對外援助是美國實現遏制戰略目標工具的事實。
三 美國遏制戰略的實現條件：以經濟實力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同時，迫使前蘇聯展開軍備競賽以拖垮其經濟，從而最終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
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變化決定著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趨勢。經濟實力如何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冷戰結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蘇對抗首先是建立在雙方軍事實力基礎上的，和歷史上大國的爭鬥壹樣，經濟實力卻是最終決定勝敗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軍隊人數的多少。歷史上，經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冷戰時期，經濟實力對美國遏制前蘇聯戰略的影響壹如前述，由於二戰巨額“戰爭紅利”的刺激，美國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質的飛躍，使得美國能以經濟援助為誘餌，拉攏住西歐盟國和“中間地帶”國家，維持了西方世界的團結，加大了對前蘇聯遏制的砝碼，並達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目的。相反，作為前蘇聯盟友的東歐各國在冷戰時期經歷了壹個從“香餑餑”到“經濟包袱”的過程。在經互會體制下，東歐各國成了前蘇聯進行不平等經濟關系的對象，這大大降低了其對東歐各國的吸引力，埋下了劇變的引子。
從冷戰因何終結的角度分析，可以說美蘇經濟實力的差距同樣是最終導致雙方不同結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國依靠經濟實力挑起的軍備競賽使得前蘇聯經濟不堪重負，經濟的過度軍事化成了壓垮前蘇聯經濟的“稻草”。經濟上的困境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根本動因，而這成了前蘇聯解體的先聲。可以說，前蘇聯從反面證明了經濟實力差距對前蘇聯解體的致命影響。在裏根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的五年計劃指令指出，要把國防建設作為對前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戰爭”的壹種形式。星球大戰計劃就是這個戰略的壹部分。美國學者施韋策認為，裏根政府增強國防對前蘇聯經濟的影響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戰後，美國人均負擔軍費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達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軍備競賽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但經濟上受傷害最大的應該說是前蘇聯。根據前《蘇聯統計年鑒》的資料，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相當於美國的64%，人均國民收入為美國的57%；而按照《美國統計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數字，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僅相當於美國的54.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美國的46.6%；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關數字則為39.67%和34.06%。前蘇聯經濟學家博洛京在《論據與事實》1991年第26期發表的文章認為，1987年前蘇聯的GNP僅相當於美國的38%，人均僅為美國的30%。這些統計數字由於方法和政治傾向的影響，可能與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前蘇聯經濟實力與美國有較大差距則是事實。由於經濟實力不足，軍備競賽對前蘇聯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為了在核武器上與美國大體保持平起平坐，並在化學武器和其他常規武器的數量上超過北約，前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國民生產總值直接用於國防(美國為6.5%)，國防開支占國家預算的比重為45%至50%(美國為25%至27%)，前蘇聯軍備開支水平估計為每年2500至3000億美元，接近美國同期的軍備開支。前蘇聯經濟變成了壹種典型的備戰型經濟。經濟的過度軍事化大大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的停滯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銳矛盾，成為後來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壹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作為美國外交傳統的延續，對經濟和商業利益的追求和維護是其重要目標。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與戰後前蘇聯保護勢力範圍的原則，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和理論體系，在實踐上則是國家利益沖突的重要根源。歷史地看，這兩大原則的對立不僅推動了冷戰的到來，而且是冷戰的原動力，是冷戰最為本質的東西。二是經濟手段作為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工具，對美國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靈活性，又成為了遏制前蘇聯的有效工具，客觀上也對國際政治關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歐洲和亞太地區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對前蘇聯而言，則是災難性的。三是經濟實力是國家對外戰略的基礎。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外交和軍事戰略再高明也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通過戰爭並不能消滅和壓倒社會主義，相反，大戰之後的社會主義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二戰就是很明顯的例證。歷史的教訓，促使西方改變戰略，在保持強大軍事壓力的同時，越來越重視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試圖以經濟和科技的優勢遏制、拖垮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達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目標。